传统印象中，提到江南便会想起“水乡”、“吴侬软语”等词语，而江南人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影响，也是文雅柔弱的形象。

然而事实上，历史上的江南人其实相当勇猛剽悍，比如霸王项羽就是江南子弟。

那么，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才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

«——【·最早的“江南”·】——»

说到“江南”所指的地域，我们首先想到大概是长江下游吴越一带。

但如果只看“江南”的字面意思，它表示的是长江南面的全部土地，不但包括我们一般认为江南之地的吴越地区，也应该包括同处长江以南的云贵、两湖、两广、江西、福建等广阔地区。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到“江南”，主要指的是吴越之地呢？

其中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实际上，周振鹤、李伯重等学者早已指出，在先秦到汉代，“江南”一词涵盖的主要地域，并非吴越，而是长江中游，偏指湖北南部和湖南大部分地区。

《招魂》所招的魂魄，有人认为是楚怀王，也有人认为是屈原，但不论是楚怀王还是屈原，他们的故国“江南”，都位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流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荆楚地区。

那么，为什么“江南”在先秦和秦汉主要用以指代荆楚地区呢？

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政治因素。东周的强大诸侯国，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大多集中在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长时间维持大国地位的只有楚国，其余如吴国和越国虽然都曾经历过强盛时期，但时间都比较短，在影响力上还是无法和楚国相比。

从春秋开始，楚国开始逐渐吞并周边小国，到了战国中后期吞并吴越，势力范围几乎遍及整个长江以南的地区，国力得以与中原大国秦、齐分庭抗礼。

从战国人的角度来看，战国七雄中楚国与其余六国最明显的区位不同，在于只有它是“江南”的，其他国家都是“江北”的，因此以“江南”代指楚国，也就不奇怪了。

而楚国虽然面积广阔，但首都一直在长江中游，因此“江南”也逐渐开始偏指这一楚国政治的核心地带。

战国时楚国的面积过于广阔，因此在汉代被拆分成不同州郡，从州的层面上看，长江中游的荆楚地区属于荆州，下游的吴越地区属于扬州，但由于传统力量的延续，“江南”还是多指长江中游。

笼统地说，吴越也可以统称为“江南”，但由于秦汉时期吴越和荆楚属于不同行政区域，而“江南”已被荆楚地区占用，因此吴越地区就需要另外的称呼。那么我们现在称作“江南”的吴越地区，在秦汉时期又怎么称呼呢？

如果我们严格追究长江的流向就会发现，长江并不是严格地从西向东流的。从上游到中游，长江大致是自西向东，而到了鄱阳湖一带之后，开始有了折而向北的趋势，整体走向是从西南到东北，既可以看作东西走向，也可以看作南北走向。

如果将长江下游看作南北走向的话，那么现在的吴越地区，就不是江的南面，而是江的东面。因此，在秦汉时期，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更多被称作“江东”而非“江南”。

楚汉之际项羽兵败垓下之后，拒绝乘坐乌江亭长准备的船只，并说出了“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的名言。

项羽早年跟随叔父项梁生活在会稽郡（今天的江苏、安徽长江以南的部分，以及上海和浙江北部），刚起兵的时候，身边的亲随都是吴越人士，因此这里的“江东父老”，说的就是吴越地区的父老。

“江南”和“江东”的区分在三国历史中最为明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说赤壁之战后“先主收江南诸郡”，说的显然不是刘备占领了孙权的大本营吴越地区，而是仅指湖北南部和湖南北部的荆襄地区。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说孙策临死前将大业托付给孙权。建安二十四年（219）以后，孙吴重新夺回荆州地区，势力范围涵盖了长江中游和下游，他们便又开始将自己的政权称为“江南”。

如吴国末代皇帝孙皓在亡国投降之际，先前因为被孙皓排挤而投降晋朝的吴国宗室孙秀感叹说“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就又把吴国统治的国土称作“江南”了。

«——【·南北并立的局势影响·】——»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江南”一词所指的地域范围，不只取决于其字面上的意义，更与政治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

“区分”是语言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江南”的最大作用，就是满足人们区分地域的需要。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分立，其中楚国和长江以北诸国在地域、政治和文化上差别都较大，因此“江南”就起到了区别楚国和中原诸国的作用；

到了汉代，天下一统，不同行政区之间的区别代替了诸侯国之间的区别，因此就有了以“江南”“江东”分指荆州、扬州的用法；

当吴国占领荆州诸郡，势力扩展到长江中游时，便更多自称“江南”，以与主要领土在江北的魏国及继魏而立的晋国区分。

“江南”一词真正重新涵盖整个长江南部的广大地区，是在东晋以后，这一义涵的变化也与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西晋的灭亡和东晋的建立息息相关。

西晋统一三国之后，仅仅五十年就灭亡了，中原士族随司马睿南渡，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建立了东晋，中国也陷入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对峙。

这一时期，南方政权和北方政权的边界线随着两方势力的变化而不断推移，但总体来说，南方占有的土地主要在淮河以南，北方占有的土地则主要在淮河以北。

由于淮南江北的区域经常处于两方争夺之中，所以对南朝来说，真正稳固的领土，仍然是在长江以南。

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北分裂的局势下，南方政权和北方政权的区分成为公元 4 世纪到 6 世纪最重要的地域区分，“江南”一词的含义，也随着这一局势发生了进一步改变。

广州郊外曾出土东晋永嘉时期的墓砖，上有铭文曰“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这里的“江南”，很明显就不只局限在荆楚或吴越，而是指包括广州在内的广阔东晋领土。

这两个区域在南朝分属不同行政区，因此南朝人在谈到境内事务时，常常会以“荆州”“西府”或“上游”称呼荆楚之地，以“扬州”“吴地”或“东南”称呼吴越之地，以作区别；

当处理南北关系问题时，南朝人一般以“北人”称呼北方政权，称呼自己时则大多使用当时的国号，如“大齐”“大梁”等。

因此，虽然南朝领土主要在江南，但南朝人自己在正式场合倒是较少提及“江南”这一称呼，仅仅在需要表述具体地点位置，或者在诗赋作品中泛指南方地域时使用。

与之相对，在正式场合较多使用“江南”一词的反倒是北朝人。

«——【·北方贵族的影响·】——»

北朝政权占据了东汉以来长期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河洛一代，自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之后，便以中原正统自命，他们常常在正式场合将南朝政权称为“江南”。

这个称呼看上去客观，其实也有讽刺南朝不在天下中心，偏安江南一隅的意思。

如历仕北魏、北齐的魏收所作《魏书》的《序纪》里，对东晋王朝建立的表述是：“司马叡僭称大位于江南。”

又如北魏宗室元英在义阳打败梁朝军队，俘虏梁将蔡灵恩等人，就关于如何处置这些俘虏的问题请示北魏宣武帝，宣武帝下诏书说“会平江南，此等便可放归也。”

这里的“平江南”就是指平定南朝政权的意思。

南北朝时期，常有南北使者进行外交会见，在这类活动中，北朝使者也常称南朝为“江南”，比如《颜氏家训·勉学》记载梁朝和北齐使者会见时，北齐使者李恕问南朝使者“江南有露葵否？”

南朝使者直接作了回答，对“江南”一词的所指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可以看出南朝使者也认可北朝人称呼自己的政权为“江南”。

南朝文人丘迟的名篇《与陈伯之书》，就用“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来描写原来梁朝将领陈伯之的“故国”——南朝的景色。

这种用法也延续到了隋唐，由于隋唐政权继承的是北朝的道统，他们也常用“江南”称呼南朝故地，唐代所修的史书《晋书》《隋书》《南史》等皆是如此，这些文本都显示了“江南”义涵的转变。

东晋时来到南方的中原士族，起初尚有恢复中原，重返故乡的愿望，但几代之后，他们已经习惯了江南的生活，虽然郡望还在北方，但已完全将自己认同为江南人了。

这一点，在那些出生在南朝，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稽留北朝的文人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比如南朝入北的一代名家庾信，从郡望看出身于中原的新野庾氏，但数代都在南朝为官，在梁朝后期，庾信出使西魏，途中梁朝灭亡。

他怀着亡国之痛写下《哀江南赋》，在标题中即用宋玉“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典故悼念自己的故国，已经完全将自己认作江南文人了。

当我们在评价一个地方的文化时，常常抱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观念，认为某个地区人的性格，直接受当地地理环境的影响。

在评价江南人的性格时，便也认为江南人文雅柔弱，是受了江南地方山清水秀的风景的滋养。但历史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从上面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南朝以后江南人士重视礼节的习俗和风流文雅的性格，并非汉代以来吴地人士所有，而是东晋永嘉南渡后由北方传来。

由于北方士人在南朝政权中身份高贵，他们的好尚也便传播开来，影响了原先的吴地人士，使整个南朝士风转向文弱和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