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引发反秦起义的陈胜，史记记载是“阳城人也。少时，尝与人佣耕。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因此陈胜少时或无地佃农、或少地但仍需佃地，秦二世时被强迫戍于渔阳。

其中，適通谪（zhé），是带有行政处罚性质的徭戍。可见，陈胜之所以被谪戍，原因在于他的身份是“闾左”。

但史书对“闾左”记载极少，仅见于《淮南子》、《史记》等文献，而且语焉不详，并未解释何谓“闾左”，如此也就难以判断陈胜当时的真实身份。新中国之后，考古发现张家山汉简，破解了这个谜团，更重要的是据此也可以看到秦朝为何二世而亡。

关于“闾左”，史书上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汉书·晁错传》记载：“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为了保持前线兵力，于是发布“七科谪”，范围为“吏有罪，亡命，赘婿，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

两相比较，秦汉“七科谪”有六处相同，仅有一处不同，即秦朝是“闾左”、汉朝是“亡命”（削除户籍而逃亡在外）。据此综合各种文献，学者卢南乔1978年在《“闾左”辨疑》中判断“闾左”即为“亡命”，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

但问题是，晁错说秦朝最后才征招“闾左”之人，而汉武帝时的“亡人”排在第二位，两者可能是同一意思吗？

如果陈胜是不给国家交税的逃籍者，那么被抓去戍边，其实再正常不过了。但如果陈胜是逃籍者、是个刑徒，为何能成为“屯长”，为何起义之后能一呼百应？

在湖北江陵地区，考古出土的“张家山汉简”，是西汉初年的文献，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等，其中一些文献推翻了上述观点，比如张家山汉简记载：“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家居民里中者，以亡论之。”其中，闾与里都是基层行政单位，但秦汉之际两者已经合流，犹如姓与氏合流一样。

既然要将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这些刑徒的户籍从“里”中移除，作为没有户籍的“亡人”处理，那么岂非说明闾里所居实为平民或良民？

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竹简记载：汉文帝时，“郑里”几乎所有居民都向官府借贷种食，他们自有土地很少。而这与史记对陈胜的描述相符，即“尝与人佣耕”。因此，“郑里”居民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低下，属于标准的平民。

因为秦俗尚右，因而豪族居于“右”，故而有“豪右”之说；与之相反，左边居之不祥，富豪不愿居，只能平民居住于此，故称“闾左”。两者合起来，就是“豪右闾左”。

如果“闾左”即为平民，那么说明陈胜为平民，秦朝强制戍边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普通平民头上（规模多大不知，但陈胜吴广率领的是“九百人屯大泽乡”），如此丧心病狂，必然引发民怨沸腾，如此秦朝不亡真就没有天理了。但问题是，秦二世真会如此疯狂，如此胡作非为吗？

史记记载：（秦王政）三十三年，发诸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其中，“赘婿”不是今天赘婿，而是平民将子嗣抵押给豪族，当无力赎回后，子嗣就成为豪族奴隶，之后豪族许之以婢女，这类贱役便被称为“赘婿”。

因此，亡人与赘婿存在一个共同点，就是属于“隐户”，国家没法收税。同时，赘婿肯定依附豪族，成为豪族的力量，亡人也会依附豪族。春秋战国时期，豪族之所以强大，就在于拥有很多奴仆。故而，秦始皇这么做可谓一石多鸟，其中也可以削弱豪族力量。

但到秦朝末年，北方防备匈奴的30万大军，南方攻略百越之地前后上百万，骊山大墓和阿旁宫70万上下等，这就造成了兵源紧张和财政困难，秦朝想要大量“最低成本的人力”，那么选择之一就是将谪戍范围扩大化。于是，犯官、曾经为商的、以及父亲或祖父为商的，都要遭受谪戍之罚，但后两者显然是欲加之罪，极为无耻。

然而即便如此，应该还是不够，毕竟秦朝需要的免费人力太多，而秦朝人口并不多，于是就将范围扩大到了良家平民身上，即前面征招其他人之后再“后入闾”，强制“闾左”戍边，由此导致民怨沸腾，恰如晁错所说“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

强制“闾左”之民戍边，不知道始于秦始皇，还是始于秦二世，但无论是谁，都毋庸置疑的是一记竭泽而渔的昏招，给原本沸腾的局势又浇了一瓢火油，最终导致陈胜吴广起义，以及出现一呼百应反秦局势，进而反秦者很快就灭掉了秦朝。

与之相同的是汉武帝，也出台了“七科谪”，将谪戍范围扩大到祖父母曾为商民者，最终导致天下沸腾，乃至出现土崩瓦解之势。幸好，汉武帝没有扩大到“闾左”，且随后及时醒悟，还出台了《轮台罪己诏》，让汉朝得以休养生息，才没有步入秦朝后尘。

总之，政府不能毫无限度的滥用民力，一旦竭泽而渔到了超过界限，超过临界点，那么就会生变。于秦朝而言，跨过临界点的标志，在晁错看来就是“征闾左”。因此，秦朝二世而亡、仅存15年，还真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施政太残酷，根本不顾民间实情、不顾百姓死活。

参考资料：《卢南乔——“闾左”辨疑》、《史记》、《汉书》、张家山竹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