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政治家一样，从本质上讲，斯大林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或许他在年轻时信奉过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理念，但是当他真正掌握了政权以后，越来越成为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

斯大林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特别能说明这一点。

最初，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俄国造成的混乱和动荡局面，趁机夺取政权后，就在期盼和准备世界革命，并为此而成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

由于红军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1920年7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发动世界革命的决议。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支持这个路线，在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中强调：“国际无产阶级将时刻准备战斗，直到苏维埃俄国的版图扩展到全世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1923到1924年，革命的风暴已经过去，而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的带动下开始趋向繁荣。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多数领导人在把革命推向东方的同时，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斯大林此时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对“世界革命”战略的反动。因而受到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等反对派联盟的尖锐批判。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反对派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在苏联党内斗争中运用的政治策略不敌斯大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理论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斯大林的主张更具现实性和实用性，并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对世界革命路线的偏离以及斯大林在党内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共产国际开始逐步从一个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世界性组织机构，沦落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再次唤起革命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大会提出的战略是：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论是在法西斯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在总体上，共产国际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和民主的组织，能给资本主义以打击，至少能加深革命局势”。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是更危险的敌人。于是，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要经常揭露和打击社会民主主义，在实践中不懈地争取无产者的大多数。

这时的斯大林又举起了世界革命的大旗，他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

阿道夫・希特勒

1935年7到8月共产国际在七大期间提出，法西斯主义剥夺了民主，摧毁了人类赢得的巨大社会权利及精神成果。

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议上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群众所面临的，“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民主之间，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因此，为了配合苏联与英法建立集体安全的外交路线，各国共产党必须转向拥护民主，动员群众，建立起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于是，革命的旗帜再次收起。

但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

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能的警惕以及与英法谈判陷入僵局的结果，使斯大林再次改变了策略。为了保障苏联的安全，苏联决定与德国联手。

1939年8月苏德秘密条约签订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大林要求共产国际淡化反法西斯的宣传，取消人民阵线和民族团结的口号，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必须坚定地宣布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

于是，几年来依靠人民阵线与本国政府合作并得到空前发展的欧洲各国共产党被迫对各自政府的反法西斯战争采取了不合作立场。

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党：对待苏联的态度已“成为衡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意图真假的试金石”，“凡与此看法抵触的，都要立即修正自己的政治路线”。其结果，不仅各国共产党再次受到政权当局压迫，共产国际本身也成为众矢之的。在欧洲以外，1941年初，皖南事变引起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分歧，美国共产党也退出了共产国际。

很明显，此时的共产国际已经完全成为苏联对外政策工具，并引起各国共产党的不满。

面对艰难处境，苏联领导层1941年4月便出现了共产国际是否还要存在的议论。

4月20日，斯大林对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说：现在，“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由于出现了新的情况，“各国共产党作为从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已经成为障碍”。

第二天，季米特洛夫便向最有影响的两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和多列士传达了斯大林的意向：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并成为真正本国的政党。

5月12日，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与共产国际两巨头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讨论了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决议的起草问题。

在讨论中，他们担心这样突然的变化会在共产党内引起沮丧和混乱。同时被敌人攻击为“一种手腕”或说共产党人放弃了世界革命。因此认为，在提出这一问题时，应该强调：“在现阶段，各国共产党必须作为独立的本国的政党来发展。在今后的阶段中，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国内的蓬勃发展，将使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更牢固、更广泛的基础上获得新生。”

他们还为解散共产国际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即：（1）使反共产国际公约失去其基础；（2）打掉资产阶级手中的重要王牌——即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党，都是服从于某国外中心的本国的“叛徒”的指控；（3）各国共产党将发展成为真正的本国人民的政党；（4）吸引更多的工人积极分子入党。

由此看来，使斯大林感到共产国际应该解散的最初理由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各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径和方针、政策围绕莫斯科的意图左右摇摆，其结果不仅使共产国际的威信和作用受到极大损伤，成为各国政府攻击的目标，而且把各国共产党搞得晕头转向，失去信心，而这种组织形式最终带给他们的只能是伤害。第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使人们根本看不到世界革命的前途，无论是与英法结盟，还是与德国联手，苏联都必须借助于一种资本主义的力量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共产国际因此很难再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

至此，作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共产国际存在的逻辑基础已经动摇。

至于苏德秘密条约的签订，虽然给莫斯科带来了眼前利益和避身于战火的短暂时机，但是却在道义、信仰以及国际力量的聚合等方面，从根本上打击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这样的情势下，斯大林不得不考虑脱掉这件无用的外衣。

尽管6月21日希特勒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共产国际的工作部署。但是，这场以保卫苏联为中心的战争开始以后：一方面共产国际的重心已经完全转向民族国家利益，世界革命自然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苏联与英美在反法西斯基础上建立的联盟，随着战争的进程有不断加强和长期化的趋向，共产国际已经成为莫斯科推行其对外政策的严重障碍。于是，斯大林决心踢开这块绊脚石。

就在希特勒进攻苏联的第二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紧急召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谈到共产国际的工作，斯大林指出，各国党应就地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而不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

季米特洛夫按照这个精神向各国党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全部力量保卫苏联。书记处还决定“立即调整共产国际机关的所有工作，竭尽全力帮助联共（布）和苏维埃各级机关”。

6月24到26日，共产国际电示瑞典、英国、法国和美国共产党，严厉批评把苏德战争说成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的错误认识。强调指出：苏联进行的是卫国战争，而“并不想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任何人”；关于世界革命的说法只会“妨碍所有反希特勒力量的国际团结”；英国共产党必须放弃一切对丘吉尔政府的攻击，而法共则应该与戴高乐抵抗力量合作。

7月初，共产国际再次提出了在各被占领国家建立民族统一阵线的问题，而且强调“共产党人在民族阵线中不要提领导权的问题”。

显然，一切有关世界革命的提法都与共产国际的基本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却同战时与西方结成联盟的政策背道而驰。并且随着战事发展，越发显得不协调。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的参战，更加推动了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于是，对那些实力日渐强大而使本国政府感到威胁的共产党，共产国际也更加发挥了约束作用。

对于中国，1941年底共产国际确定的任务是：“促成和调解中共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中国军队能够对日本人发动大反攻”。1942年6月6日，季米特洛夫指示毛泽东，面对国民党的挑拨，中共应以“宽容的胸怀”，“做出应有的让步”，还指责周恩来在重庆与反蒋力量秘密接触的做法。后来，共产国际又多次建议中共领导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解决合作问题，应当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于各国共产党借助民族解放战争实现革命转变的意图，共产国际予以坚决制止。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8月8日，给南共领导人铁托和卡德尔的电文中指出：“你们领导的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者力量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不是无产阶级斗争，这一点应该牢记”。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在1943年2月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中国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同盟“不应只是日本共产党的组织，而应是日本反法西斯人士的组织”，其纲领提出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是根本错误的。

在3月2日给波兰共产党的电报中强调，他们的目的应当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而不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权”。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对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下达了类似的指示。

最后促使斯大林下决心解散共产国际的，正是出于莫斯科对战时同盟关系可能破裂的担心，对战后同盟关系得以延续的期盼。

这表现在战后世界安排和开辟第二战场两个问题上。

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英勇抵抗逐步赢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尔这位当年呐喊着要通过武装，干涉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著名反动高手则率先表现出“不计前嫌”的政治家风度。

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苏联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战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现的分歧。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

尽管苏联声明接受《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并保证给予各民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利，但该文件签署时，没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做法，无疑是对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1942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则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研究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种种问题。

不过，在一些直接涉及苏联安全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此前已经有所考虑。

早在1941年12月，红军第一次转入反攻之后，斯大林便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阐述了战后在欧洲重构边界，与英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计划。苏联不仅要求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边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线为界得到波兰东部的领土（以德国领土为其补偿），把芬兰和罗马尼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承认把比利时、荷兰，可能还有挪威和丹麦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寇松线指波苏战争期间，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向苏俄和波兰建议的停战分界线，1919年12月8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巴黎和会上决定重建波兰国家。以民族边界线作为波兰东部边界，这条线沿布格河划分波苏边界，在北部把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划入波兰版图。

对于苏联在战后干涉、控制东欧和巴尔干事务的明显意图，艾登始终坚持毫不退让的立场，认为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条约的签订。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

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

经过艰苦的谈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双方即将缔结的同盟条约中删去苏联关于战后领土要求的条款，为此而得到的回报是在条约中要写明英国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其实，希特勒进攻苏联不到一个月，斯大林便提出了要求英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不仅是与苏联存亡攸关的问题，也是苏联与西方实现军事同盟的重要标志。

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丘吉尔对苏联的要求一直采取拖延和回避的态度，直到美国参战，情况才有了转机。

在美国人的推动甚至逼迫下，1942年4月英国接受了准备于1943年在法国海岸发动一次主要攻势的计划。于是在5月英苏同盟条约谈判中，英国承诺将开辟第二战场。然而，两个月后英军在北非战场的修败，使丘吉尔完全打消了在欧洲对德国发动进攻的念头，甚至美国军人也开始考虑把军事力量调往太平洋战场。

在罗斯福的坚持下，8月美英军事领导人决定发动对北非的进攻，以替代在欧洲登陆的计划。斯大林对此似乎并不满意，10月5日，他通过答美联社记者问的方式告知天下，在苏联对当前局势的评价中，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占据首要地位”，并要求“盟友要不折不扣地、及时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作为回应，1942年底，罗斯福派人到苏联驻美使馆，明确建议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显然，在美国人看来，共产国际已经成为苏联与西方进一步合作的严重障碍。

从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开始，中间经历了1943年2月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再到英美联军在阿拉曼战役中，迫使北非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线投降，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战局的好转有助于盟军的进一步合作。1943年2月9日丘吉尔通告斯大林，盟军准备在8月或9月开始横渡海峡的战役，但具体何时进攻还要看德军的防御情况。16日斯大林回电说：“目前的局势要求把这个期限大大地缩短”，并提出“最好是在春季或初夏，这是很重要的”。3月11日丘吉尔勉强答复，如果敌人得以削弱，那么可以在8月前发动横渡海峡的战役。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为了协商与苏联的战略协作问题，丘吉尔应罗斯福邀请前往华盛顿。在5月6日的通信中，罗斯福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一情况。

得到这个消息后，斯大林显然需要做出某种友好的姿态，以配合美国人劝说英国及早开辟第二战场。

无论如何，到1943年5月初，为了促使英美军队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让西方接受莫斯科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构想，斯大林必须做出能够让西方盟国感到放心的明显举动，这个举动就是解散共产国际。

5月8日深夜，共产国际的两位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被召进克里姆林宫。

在那里，莫洛托夫向他们通报了斯大林的意见：“作为各国共产党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在目前形势下，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独立发展和执行其独特任务的障碍”，因此应该解散，并且现在就开始制定解散共产国际的相关文件。

经过一阵匆忙的准备，5月21日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召开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莫洛托夫宣读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后，斯大林对此做了一番详细的解说：实践证明，即使马克思和列宁，在目前情形之下也无法用一个国际中心，来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实施领导。尤其是在战争条件下，情况如此复杂：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的任务是，推翻自己的政府和采取失败主义策略，而苏联、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共产党则相反，他们的目标是全力支持自己的政府，以便尽快地消灭敌人。当共产国际建立之时，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我们有能力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这是我们的一个失误。如果让共产国际继续存在下去，将会对其声誉造成损害。

5月22日，《真理报》公布了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对此所做的解释是，由于战争环境，无法召开会议，只得通过报纸将这一建议提交各国支部讨论。

6月10日，《真理报》刊登了31个赞成解散国际的共产党支部的名单，以及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宣布共产国际从即日起正式解散。

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从战略的角度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恰恰是建立共产国际的初衷。

从国家层面看，斯大林在其掌握权力后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保障苏联的安全和发展，输出革命，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方式，但是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这种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斯大林已经考虑并正在准备让苏联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国际社会，加入一个既有约束力又能提供机会的体制，而加入这个体制的方式和前提是放弃革命的传统。

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的著名对话中一语道破天机，丘吉尔坦诚地对斯大林说：“在1919到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现在世界不会再吓得发抖了”，因为“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