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建立后定都关中，采取了以关中制关东的基本国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刘邦夺取天下过程中，依靠的基本力量就是关中民众。但刘邦本人又是秦王朝的终结者，在西汉前期的历史叙事中，刘邦被塑造成推翻暴秦的革命者，批评秦朝成为西汉的政治正确。而这对于关中百姓而言，显然是一种很矛盾的情结，毕竟秦是他们的故国，他们本是秦人。于是，在他们的国家认同中既接受现政权西汉王朝，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秦的留恋，这种情结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着相当显著的体现。

战国七雄不同于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他们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域国家，虽说天下将会“定于一”是时人的共识，但战国百姓对各自所在国家也有很强烈的认同。在这一点上，秦国作为战国时期的头号强国，秦人的国家认同自然也会比东方各国更为强烈。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关中秦人对秦的国家认同更是伴随着一种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并没有能够持续太久，西汉王朝便取代了秦王朝。

继秦而兴的西汉王朝在关中百姓的支持下，最终选择在关中定都。那么，关中百姓何以会接受一个昔日的敌人呢？

首先，西汉政权建立过程中并未对关中造成大规模破坏，关中百姓对刘邦心存好感。早在刘邦入关过程中，除蓝田战役外，并没有其他大规模的战争，“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憙”。而且根据“怀王之约”，率先入关的刘邦当然认为自己将会成为关中王，因而他在入关之时虽以秦为敌，但在子婴出降之后，刘邦就以关中之主自居，已经把关中视为自己的产业，他当然不会任由乱兵破坏，著名的“约法三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刘邦的 “约法三章”赢得了秦人的拥护，“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其次，项羽入关后的暴行更加坚定了秦人对刘邦的拥护。由于长平之战秦军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万人，项羽在入关之后，对秦人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结果“秦人大失望”。

项籍

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皆已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就这样，项羽收获了满满的仇恨离开了关中。在此后三年的楚汉相争中，一次次被项羽打得大败的刘邦回到关中，都会得到关中百姓的大力支持，“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楚汉相争已经不是刘邦和项羽个人之间的争斗，而成了关中子弟复仇的手段，关中百姓的大力支持，成为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出的重要因素。

再次，在西汉政权建立后，原关中秦人的利益并未受损，以关中制关东的立国策略使得秦人成为西汉王朝依靠的中坚力量。刘邦称帝后，他最早属意的都城是洛阳，但在刘敬和张良的劝说下，刘邦决意定都关中。此后，以关中制关东成为西汉王朝的基本国策，关中地区成为最早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的地区，也是西汉王朝最为富庶的地区。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早在楚汉相争时，大批秦人从军，他们成为西汉初年军功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邦称帝后分封为侯爵的一百多人中，关东籍将领占有很明显的优势，此外还有大批的士卒也因军功而获得了高低不等的爵位。刘邦称帝后不久就公布了《复故田爵令》，其中规定：“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事实上，这些中小军功者中，关中籍应当占大半。刘邦的《复故田爵令》中还规定：“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秦灭六国时期，军功是获得爵位的主要渠道，因此，就刘邦此令中的“故爵”而言，最大的获益者也是关中百姓，关中百姓支持西汉新政权也就顺理成章了。

最后，“汉承秦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关中百姓对西汉政权的认同。西汉王朝基本上全面继承了秦王朝的政治制度，不仅包括三公九卿、郡县制这些国家根本制度，也包括秦朝对历史合法性的论证。其他方面，如秦始皇统一后以“水德”自居，色尚黑，数用六，刘邦全盘接受了，秦朝的历法颛顼历也一直使用到汉武帝太初改历为止，文字、度量衡等也沿袭了秦制，这些举措都使得关中百姓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西汉政权。

总之，虽说西汉王朝是秦王朝的终结者，但西汉王朝的建立得到了身为秦人后裔的关中百姓的支持，或者至少西汉政权是被关中百姓接纳了的，而这一点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有所体现。司马迁祖上是秦朝名将司马错，作为秦人之后的司马家族在汉朝建立后也转而出仕新朝，司马迁本人二十多岁就出仕为郎中，后来继其父担任太史令。司马家族虽是秦人之后，但对西汉政权也是拥戴的，司马迁父子甚至认为，他们有幸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负有歌颂这个伟大时代的责任。

司马迁

司马谈临死之前对司马迁说道：“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也在解释其著述动机时称：“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虽说司马迁这段话是为了消除汉武帝的疑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司马迁当时的心声。

毕竟西汉王朝是建立在亡秦的废墟上，因此反秦叙事必然成为西汉前期主要的历史叙事。

在西汉王朝构建其合法性时，刘邦的反秦功绩是西汉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秦末群雄起兵时喊出了“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在刘邦与郦食其的第一次见面中，反秦是他们最大的共识：“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刘邦入关后，也曾向关中父老宣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刘邦称帝时，诸侯王上疏中所提及刘邦首要的功绩就是灭秦之功：“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

在后世，刘邦灭秦之功也一再被人提及，比如汉景帝时，辕固生就以刘邦灭秦之功证明革命的合理性：“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在西汉前期的历史反思中，亡秦又一再成为批判反思的对象。早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秦朝的暴政就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在对秦政的反思中，贾谊的《过秦论》很具有代表性。贾谊曰：“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董仲舒

对秦政的批判最为激烈的当属董仲舒，他在给汉武帝所上的《天人三策》中说：“自古以来，未有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秦朝的暴政体现在社会的诸多方面，最突出的就是严刑峻法，董仲舒认为：“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在经济领域，秦朝的暴政表现就是民众负担的加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在社会风俗方面，秦朝“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

汉武帝时的谋士徐乐用“土崩”来形容秦末的局面，他说：“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乡曲之誉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在西汉前期的历史叙事中，秦朝被贴上残暴的标签，人们言谈话语之间提到秦朝往往称之为“暴秦”“无道秦”，秦始皇本人更是被视为无道暴君的典型，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比如在贾山的《至言》中说，“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

班固

纵观整个西汉王朝，无论是前期《公羊》学家的三统说，还是后期刘歆等人的五德终始说，秦朝的历史合法性被彻底否定。班固曾在《汉书・王莽传》结尾处说，无论秦朝还是王莽，虽然都曾经统治天下十余年，但那不过是“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亢龙绝气，非命之运”。

号称“实录”的《史记》不仅如实记录了秦人的暴政，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西汉前期的反秦叙事。相对于西汉前期诸多文人言辞中的反秦仅限于情绪性宣泄，司马迁的《史记》如实记录了秦人暴政的详情。同时，司马迁本人也对秦朝二世而亡有所反思，他全文收录贾谊的《过秦论》就意味着他对贾谊观点的基本认同。

虽说关中地区百姓对西汉政权的拥戴是真挚的，但作为秦人后裔，他们在接受反秦叙事的同时，又对秦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留恋等复杂感情，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早在秦末，群雄喊出“天下苦秦久矣”口号时，其实所谓的“天下”并不包括关中。首先，战国时期的混战中，秦人胜多败少，所谓“天下苦秦久矣”，假如仅仅是秦始皇称帝之后的十五年，称不上“久矣”。事实上，战国后期的百余年间，秦人基本占据了战争的主动权，这些战争留给东方各国百姓的是痛苦的记忆，而留给关中百姓的却是辉煌的回忆。其次，关中百姓也是秦灭六国的受益者，秦灭六国之后关中百姓以胜利者的心态看待东方各国，事实上他们也高人一等。近年来的出土材料证明，在秦朝的法律中，故秦人和新秦人的地位并不对等，所谓的故秦人是关中百姓，新秦人是原六国百姓。而且秦国的二十等爵也在秦灭六国后被推行到天下，东方各国百姓原有的爵位肯定是不会被秦人承认的。

在国家统一后，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停止了，新秦人即便加入秦军，其获得军功爵位的可能性也很小。这样，有爵位的故秦人与没有爵位的新秦人之间的差距就更明显了。秦人的爵位又是与职位相关联的，没有爵位，或者说爵位不高的东方百姓出仕的几率不大，即便出仕也只能担任一些中下级的小吏。以刘邦所在的沛县为例，当地人萧何、曹参、刘邦等人，只能出任吏职，沛县县令却是秦人。萧、曹等人在密谋反秦时曾明确表示：“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由此可知，当时关中百姓对秦王朝肯定是拥戴的，在秦末的动荡之中，关中没有发生一例反叛事件，这并非偶然。

司马迁

西汉王朝建立后，作为秦人后裔的关中百姓，一方面支持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汉的反秦叙事；另一方面，作为秦人后裔，他们对秦的态度也不可能如关东百姓那样决绝，西汉一朝激烈批判秦政的言论大多出自关东人士之口，如贾谊、贾山、董仲舒、徐乐等。身为秦人后裔的司马迁，他把对秦朝彻底的否定称之为“耳食”，他说：“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

第一，司马迁充分肯定了秦灭六国的历史功绩。在孟子眼中，春秋时期的战争已经是“无义战”了，战国时期的战争更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但是司马迁对秦人发动的这场持续百年的统一之战有着自己的见解，例如他在《秦本纪》中详细罗列了秦人在秦孝公之后百余年间的一系列战争胜利，其用意不仅在于记录史实，也在于对秦人功绩的认可。再比如对秦将白起的态度，由于白起的一系列胜利是靠毫不留情地大规模屠杀完成的，白起甚至被关东人称为“人屠”，最后白起被迫自杀后，关东百姓肯定是欢呼雀跃的，而司马迁则是如实记录了秦人的态度，白起“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

至于秦灭六国的辉煌战绩更是在《秦始皇本纪》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秦始皇的几篇刻石虽有自夸的成分，但秦灭六国的功绩却是事实，司马迁之所以详细记录这几篇刻石，显然也是认可秦始皇一统六合之功的。在司马迁的笔下，东方六国统治者的颟顸无能与秦人的积极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秦始皇和东方六国的亡国之君的对比更为鲜明。司马迁在《赵世家》中对赵国灭亡的评价中说：“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适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缪哉！秦既虏迁，赵之亡大夫共立嘉为王，王代六岁，秦进兵破嘉，遂灭赵以为郡。”虽说司马迁也如实记录了东方各国的反抗，但并未给六国以同情。

第二，司马迁客观地记录了秦制所取得的成功。刘邦在入关之初曾经对关中父老说过：“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事实果真如此吗？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记载，商鞅变法之后，“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再者，由于推行郡县制，秦国已经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体制，郡县制、官僚制是秦制的基本构成。

相对而言，东方各国也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变革，也都具有了郡县制、官僚制的雏形，但秦国的变革更为彻底。那么，在秦国这一套政治体制下，其实行的是不是都是“苛法”呢？事实上，在战国的纷争中秦制表现出了巨大的优势，作为历史学家，司马迁也对秦法的严苛与专制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商君列传》中，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就体现了他对专制的厌恶，但司马迁并非仅看到了秦制的缺陷，他也如实记录了秦制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例如商鞅所设计的二十等爵制使秦人焕发出巨大的战斗力，秦朝的客卿制吸引了各国的杰出人才为秦所用。秦国的制度优势是秦人能在列国纷争中最后胜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司马迁

第三，司马迁充分肯定了秦统一的历史意义。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仅仅存在了十五年，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在司马迁看来，统一是大势所趋，他充分肯定了秦王朝统一天下的历史功绩。在《魏世家》结尾处，司马迁的一段评语很能说明他的态度，“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总结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时，重点强调的也是统一，他说：“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正因为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所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例如，司马迁对项羽颇为欣赏，他能不以成败论英雄，把项羽列入本纪，但同时司马迁也认为，项羽任性的分封不合历史大势，成为项羽失败的关键。

再如刘邦铲除异姓诸侯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制造了一个个冤狱。韩信在被刘邦俘获时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但司马迁站在统一的立场上，依然对韩信进行了批判：“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促使司马迁做出这一评价的，不在于此案乃刘邦钦定，而在于司马迁对统一的执念。也正因如此，司马迁对西汉王朝铲除异姓诸侯王和同姓诸侯王的举措，都是持赞赏和肯定的态度，尽管这些诸侯王与西汉中央政府的矛盾冲突中，不乏“莫须有”的罪名。

第四，司马迁肯定了秦的历史地位。在战国时期，东方各国对秦就持敌视的态度，比如鲁仲连把秦视为虎狼之国，他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司马迁并不认同对秦的彻底否定，而是充分肯定了秦的历史地位。在《史记》中，司马迁没有给汉惠帝单独列本纪，反而写了《秦本纪》。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之所以要把秦列入本纪，就是肯定其历史地位的表现，他说：“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这段话的重点在“昭襄业帝”，因为秦国数百年的发展奠定了秦始皇一统六合的根基。

对秦始皇统一后所建立的秦朝，司马迁也认可了“五德终始”的观念，他认为秦上承周的木德而为水德，汉上承秦的水德而为土德。对汉文帝时丞相张苍认为汉应为水德这件事，司马迁在《张丞相列传》中说：“苍为丞相十余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其符有黄龙当见。诏下其议张苍，张苍以为非是，罢之。其后黄龙见成纪，于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草土德之历制度，更元年。张丞相由此自绌，谢病称老。”司马迁本人的态度显而易见。

第五，司马迁对秦始皇本人也并非一味否定，在承认其过失的同时也肯定其功绩。如前所述，西汉建立后，秦始皇被很多人视为桀纣一样的暴君，但是司马迁却对秦始皇否定的同时也有所肯定，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不仅有贪婪、残暴的一面，也有其作为优秀政治家的一面。

秦始皇

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肯定，首先是其灭六国之功，此外还包括秦始皇卓越的政治能力和对复杂局面的驾驭能力，比如在秦始皇亲政之初，从容应对嫪毐和吕不韦两大势力集团的挑战，表现出高超的斗争水平。在《秦始皇本纪》中还能看到秦始皇求贤若渴、知人善任，比如他对尉缭的任用。秦始皇也能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比如在灭楚过程中对老将王翦的任用。秦始皇的勤政，也是东方那些亡国之君所不能及的，“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常年如此不曾懈怠。

应该承认，司马迁之所以在《史记》中对秦有所肯定，不仅是因为他作为历史学家如实记录历史的品质使然，也有其作为秦人后裔的情感因素。司马迁对秦的情感并不是孤立的个例，众多关中父老在口耳相传中也会不断重复先人曾经的辉煌。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中百姓对秦的情感也会逐渐淡化，例如，同样是关中人，班固在《汉书》中对秦的态度就与司马迁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