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个皇帝，就因为“得道高僧”的一句话，改了自己用了一辈子的名字。

有后人说，至于吗？都已经是九五之尊了，还怕这个？

起初他也不在意，可是想想自己干过的“缺德事”，不改名根本睡不着觉。

更重要的是，高僧话里话外直戳他心窝子，将覆灭皇室的大锅盖在他头上。

高僧究竟说了什么？而这个皇帝又做了什么，不顾群臣反对也要执意改名？

«——【·以一己之力开启宦官时代·】——»

大有十四年( 941) ，南汉刘䶮弥留之际因为“灭刘氏者龚也”的谶语而改名。

后人以为谶语指向的是宦官龚澄枢，龚澄枢是刘䶮时代的宦官，在刘晟时代逐渐崛起，刘鋹时代成为宦官集团核心成员，几乎控制南汉政权，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对于南汉政权的覆灭，难逃干系。

但是，将其作为罪魁祸首，却是欲加之罪，不合常理。

事实上，南汉政权因为宦官政治江河日下，难以挽回，而宦官政治始于刘䶮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谶语指向的与其说是宦官龚澄枢，不如说是开启宦官政治的“刘龚”。

岭南远离中原，属于边缘地区，文化相对落后，刘氏家族虽是岭南地方豪强，在文化方面也颇为弱势。

所以，刘谦、刘隐都积极与士人合作，坚持士人政治，以整合岭南政治文化资源，为南汉政权奠定坚实基础;

刘䶮并没有在继续与士人合作、坚持士人政治的过程中，解决自己的权力合法性问题，却因对士人不满，质疑士人政治，逐渐利用宦官制衡士人，终于在晚年拉开南汉宦官政治的帷幕。

刘晟通过攘外安内解决了权力合法性问题，其间因为宦官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更加重用宦官，推动南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宦官政治，从而取代士人政治，导致士人在南汉权力结构中边缘化，并离心离德，为南汉政权的覆灭埋下伏笔。

后人一般是根据史料梳理宦官政治的形成过程、表现及其对南汉政权的危害，并没有因为宦官政治而全盘否定刘䶮前期的政绩。

他特别注意到宦官政治对于南汉政权官员选任的消极影响，颇为中肯，但是，将宦官政治的出现归因于刘䶮对于士人的猜忌，就有简单化之嫌。

实际上，他干的事可多了，细数起来，从少年时就有“一肚子坏水”。

«——【·骨子里自卑·】——»

刘氏家族以商贾起家，逐渐成为岭南地方豪强，因为文化弱势，颇为士人不齿。

韦宙在河东节度副使任上就有结交酋豪保境安民的经验，后来又在永州颇有政绩，应该也会结交永州地方豪强。

而岭南地处边缘，情况更加复杂，必须借助岭南地方豪强才能够进行治理，所以，结交以刘谦为代表的岭南地方豪强，本质上还是基于现实利益考虑，而未必是因为对刘谦个人的文化认同。

韦宙在岭南东道节度使任上近十年，因为政绩突出而入朝为相，应该是有刘谦等岭南地方豪强之力。

刘谦在黄巢攻破、离开广州之后成为封州刺史，虽也招兵买马，扩张势力，但是，并未真正控制封州等地，所以，死后不久，封州等地就发生动荡。

刘谦生前就是贺水镇遏使，贺水诸将正是刘谦下属，却有无赖者在刘谦死后不久幸变作乱，说明刘谦的控制力不足，所以，需要刘隐在平乱之后继续经营，才逐渐真正控制封州等地。

引申而言，刘谦虽然是岭南地方豪强，但是，迫于形势，必须结交士人，巩固自己的权力，从而维护封州等地的稳定。

韦宙在岭南东道经营近十年，影响深入地方，应该形成深厚的士人人脉资源，而刘谦之妻韦氏正是沟通刘谦与岭南地方士人之间的桥梁，对于刘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韦氏杀段氏而养刘䶮，并没有引起刘氏家族的动荡，说明刘谦对韦氏的妥协，曲折地反映出刘谦在与士人结交过程中的文化弱势地位。

«——【·造谣登上皇位·】——»

乾宁二年( 895) ，岭南东道节度使刘崇龟卒，引起广州叛乱，刘隐平叛进入广州。广州是岭南节度使、岭南东道节度使的治所，在岭南的政治文化地位不言而喻，所以，刘隐从占据广州到成为岭南东道节度使，为后来南汉政权的建立取得先发优势。

刘隐虽然成为岭南东道节度使，但是，势力范围仅限于以广州、封州为中心的岭南部分地区，远没有真正控制岭南，甚至难以遏制江西虔州豪强卢光稠对岭南的蚕食。

卢光稠以虔州一州之力，就能够对刘隐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从反面说明刘隐的势力单薄，在岭南优势有限，所以，在与更加强大的马楚政权战争过程中，几乎没有招架之力，导致岭南北部、西部大片领土并入马楚政权。

庞巨昭、刘昌鲁击破刘隐之后却选择归降马楚政权，充分说明刘隐与马楚政权之间的力量对比的悬殊。高州在广州南部，意味着马楚政权势力已经深入岭南腹地，对刘隐造成严重威胁。

刘隐占据以广州、封州为中心的岭南部分地区，强敌环伺，危机四伏，难以攘外，只有安内，能够借助的还是士人之力。

刘隐“复好贤士”应该是在刘谦与士人关系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刘谦是通过韦宙、韦氏结交士人，而刘隐是韦氏之子，所以，取代刘谦继续与士人的交好也就顺理成章，从而为刘䶮留下宝贵的士人文化资源。

二刘䶮是庶子，不是韦氏所出，以年龄而论，在刘谦、刘隐征战过程中不可能有特别的功勋，又是以兄终弟及的形式继位，所以，继位之后，权力合法性很成问题。

《刘氏兴亡录》: “高祖岩皇考葬段氏，得石版有篆文曰‘隐台岩’，因名其三子。”刘谦葬段氏应该在龙纪元年( 889) 刘䶮出生后不久，距离咸通十五年( 874) 刘隐出生近十五年，至少不可能以“隐台岩”名刘隐。

“隐台岩”之说是为刘䶮而制作的谶语，而且颇为拙劣，但是却能够说明刘䶮因为缺乏足够的权力合法性而形成的弱势文化心态。

«——【·情绪不稳定，给文人盖大帽·】——»

赵光裔开平二年( 908) 入刘隐幕府，成为核心成员，相汉从乾亨元年( 917) 到大有十二年( 939) ，几乎影响整个刘䶮时代，说明士人政治对于南汉政权的稳定、繁荣发挥积极作用，连刘䶮都难以否认，所以，在赵光裔卒后继续以赵损为相。

但是，士人政治并没有从根本上助力刘䶮通过建立武功解决自己权力合法性问题，反而引起刘䶮与士人之间的矛盾，为宦官在南汉政权中的崛起埋下伏笔。

乾化元年( 911) ，刘䶮继位不久就发动对外战争，接连获得韶州、容州、高州等地。乾亨八年( 924) ，南汉政权大规模出兵汉闽边境，却大败而回。

封州是刘氏家族龙兴之地，又在广州上游，战略意义不亚于广州，却遭到围困，意味着马楚政权军队已经威胁到广州门户，南汉政权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故引起刘䶮强烈恐慌，所以，《周易》卜筮，大赦改元。

虽然击破外敌，但是，并没有改变马楚政权控制岭南北部领土的现状，大有九年( 936) ，出兵蒙州、桂州，无功而返。

大有三年( 929) ，南汉政权攻拔交州，四年( 930) ，得而复失，十一年( 938) ，再攻交州，遭遇惨败，终于导致刘䶮宣泄对于士人的强烈不满。

“弭兵息民”是士人政治的主要内容，是士人的政治文化共识，就算以之为交州兵败的原因，也不应该归罪于人微言轻的著作佐郎侯融。

因为士人政治是南汉政权最为合理的政治选择，连刘䶮都难以真正改变，所以，只有通过追咎侯融象征性地宣泄对士人的强烈不满。

刘䶮缺乏足够的武功，没有真正解决权力合法性问题，就难以消解弱势的文化心态，从刘岩到刘陟，又到刘岩，再到刘龚，直到刘䶮，频繁地改名暗示的是刘䶮难以定位个人政治文化身份的焦虑。

而在中原王朝强大的正统压力之下，甚至连政权的政治文化定位都出现摇摆，从正式建立政权的“大越”到乾亨二年( 918) 的“大汉”，本质上是在与中原王朝争夺正统的话语权。

因为岭南自古是百越之地，属于政治文化边缘地带，所以，以“大越”为国号虽然符合唐末五代南方诸多割据政权国号惯例，能够凝聚地方政治文化资源，维护统治，但是却意味着在政治文化方面承认中原王朝的正统和自己的边缘地位，而以“大汉”为国号就能够弱化政治文化弱势的心理。

因为汉朝是唐朝之前最为强盛的统一王朝，又与刘䶮的姓氏匹配，所以，刘䶮甚至淡化刘氏的郡望彭城，而以关中作为籍贯，实际上是在攀附刘汉皇族，从而满足自己的政治文化虚荣心。

刘䶮因为弱势的文化心态，对于士人的态度就颇为复杂，一方面，因为坚持士人政治，必须重用士人; 另一方面，则一直对士人有所不满。

《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䶮性聪悟而苛酷，为刀锯、支解、刳剔之刑，每视杀人，则不胜其喜，不觉朵颐，垂涎呀呷，人以为真蛟蜃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宝，以为玉堂珠殿。”

苛酷、奢侈与士人政治理念格格不入，甚至不利于南汉政权的稳定，聪悟如刘䶮不可能不知道，却不顾士人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实际上是在以极端的、情绪化的方式表达对士人的不满，与交州兵败之后追咎侯融是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