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国演义》这本小说的传播，东汉末年至三国结束的那个时代成为中国社会最为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无数荡气回肠的传奇在其中不断盘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或许是令魏蜀吴三国都未曾料到的是，最终完成统一的并非是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而是由成功篡夺了曹魏政权的西晋政权完成了这一任务。

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西晋的统一不仅没有带领中国走向如汉唐那般的巅峰，反倒间接导致中国在之后陷入了无止境的战乱，其内部之腐败与黑暗在盛行的奢靡之风当中可谓展现得淋漓尽致。

1、门阀士族的政治特权是其奢靡生活的基础

出于方便百姓日常生活活动以促进社会快速发展的目的，西汉政府初期采取了以黄老之学为主导的无为而治政策。

但也正是在这种政策下，政府却对整个社会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地方开始出现大量土地兼并的情况，这就为地方豪强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虽然之后汉武帝的继位带来了西汉政策的转变，地方豪强的存在基础却已经建立，此后持续发展到了西汉灭亡也仍然没有消失。

诚然，东汉的建立代表了一轮整个社会的洗牌，但由于东汉的建立是与地方豪强合作的成果，所以地方豪强不仅没有被消灭，反倒是获得了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其势力不断膨胀，并逐渐形成了在地方乃至中央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门阀士族。

无论是在军事、政治还是经济、文化上，这些门阀士族都具有超然地位，他们也成为了三国乱世之中各方政权需要拉拢合作的对象，如曹魏政权便是在联合颖川士人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壮大。

但是，相比于曹魏那样统治性合情合理且军功强大的统治者来说，西晋的统治者司马家族却无论是在军功还是统治的合法性上都要落后不止一筹，这就导致司马氏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不得不选择给予其他士族一定的好处，与其形成一种较为紧密的联盟合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氏的皇权就变成了并非不可挑战，士族们的政治地位也大幅度提高，不必担心自己会失去属于自己的权势。

同时，不同于已经创建了科举制的隋唐时期，当时的中国所采取的人才选拔制度为九品中正制。

这一制度创设初期的目的便是调节各个世家之间的利益，其实施后自然也受到了来自世家大族们的把持，成为了他们垄断朝政的工具，底层寒门和平民在这种制度下则几乎很难有出头之日，也就不可能对世家们的地位造成足够的威胁。

既然没有危机感，门阀士族们自然就没有意愿、动力也没有能力去做出一番大事业，反倒是奢侈享受才更符合他们的需求，而他们在政治上难以被撼动的地位也为他们一系列的享乐活动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美酒美食，珠宝丝绸，仆从婢女，可谓是应有尽有。

2、门阀士族内部可谓是自成一派

纵观整个中国封建史，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农民和地主阶级不断斗争的历史。其中，皇帝作为全国最大的封建地主，本应掌握着最多的权势和拥有最高的地位，但这一情况在西晋时期却得到改变。

正如前文所说，由于司马氏政变篡权的经历使其并不具备足够的统治法理性，这使其不得不对其他世家大族做出让步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对于这些世家大族，皇帝虽仍然占据一定的优势，足以对他们形成压制，但也需要对其中的大部分施以笼络和安抚，给予他们相应的政治特权，这就导致皇帝对于他们所具备的奢侈享受这一不触及原则的问题往往选择性的忽视，甚至有时还主动鼓励，这无疑就让他们自我内部形成了一定的独立性。

同时，在这些门阀士族之间，也存在等级分明的情况。一方面，在生活上的奢侈享受固然是他们获得快乐的自发行为，但另一方面，奢侈享受也是他们辨别其他人是否能够加入他们这一群体从而壮大自身的有效手段。

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权势、地位，世家大族之间往往采取多种方式来达成联盟关系，联姻便是其中较为普遍和常见的手段。

而对于其他试图融入他们的人，他们便会采取其他手段来作为一种标准和门槛，在文化上体现为是否精通玄学，在生活上则体现为是否具备足够的奢侈享乐行为。这就导致当时的奢侈享乐行为越来越多，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1、酗酒是最为常见的表现之一

正所谓“李白斗酒诗百篇”，虽然唐朝相隔西晋之间长达数百年，但喝酒这一行为却始终是中国古人的爱好，尤其那些文人墨客更是对酒持有堪称深厚的热爱之情。而在西晋时期，酗酒则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常态。

当时，由于整个社会充斥着各种腐败黑暗，在西晋王朝建立之后这种情况更是变本加厉，导致部分仁人志士实在无法忍受现实生活中的黑暗，而选择隐居世外研习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玄学，在生活上也表现出放浪形骸、无拘无束的一面。

对于他们来说，饮酒已然完全超脱了一种爱好的行为，这其中更是包含了他们的生活态度、人生志愿以及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

以“竹林七贤”的各种行为来看，他们对于酒的看法几乎就可以代表当时整个士人群体对酒的态度。在“竹林七贤”中，刘伶可谓是“唯酒是务，焉知其余”；阮籍也被记载为一个嗜酒如命之人，常常饮酒至酩酊大醉的地步；山涛的酒量也得到了时人的普遍认可，“饮酒至八斗方醉”。

当然，酒本身并非一种奢侈消费品，这就为酒在普通百姓间的流行提供了条件，这也算是当时普通人和士人群体之间不多的共同爱好。另外，对于士人来说，饮酒在某些时候还能够起到为自己避免祸端的作用，如当初司马昭执意召阮籍入朝为官，最后却都以阮籍喝的不省人事而不得不放弃。

2、消费无度成为一件相互攀比的事情

正如前文所说，士人群体所处的地位和所拥有的权势，使得奢侈消费不仅是一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满足和快乐的方式，更是一种盛行于他们那一群体和阶级的方式和习惯。

在当时，只要有条件，他们便会在生活上尽力做大最大限度地奢侈无度，在饮食上完全是为了体现出自己的独特而消费，全然不考虑任何的实际价值；在日常玩乐上则是极尽排场，只求能够将自己的财力展现给其他人来看，如王济便曾用铜钱将整个马场串联起来；

在生活行为上，就连厕所也被装修得极为富丽堂皇，甚至还专门配备了数十个婢女，“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之属，无不毕备。”

世家大族之间如此，皇帝也不例外。虽然在史书上将晋武帝统治初期称之为“太康之治”，但这种所谓的治世只能说是与前面的三国乱世相比较而言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种真正的古代封建盛世显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便与晋武帝司马炎的统治政策有关。当时，他不仅本人常常奢侈无度，“怠于政事，耽于游宴”，沉迷在享乐之中，对于臣下的各种奢侈行为也不加制止，即便有识之士想要将那些害群之马驱逐出朝廷，司马炎也往往是搪塞推脱，这无疑就加重了整个社会的奢侈享乐之风气，“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

最后，这些本身在生活上就堪称奢侈无度的人，还特别喜欢互相攀比来看看到底谁才是最为奢侈的人。

在饮食上，当时王济与王恺仅仅因为一个小小的赌注，便将一头堪称上等的牛杀害烹煮，最后却只尝了牛心部位的一小口便走人扔掉；在住所上，石崇和王恺曾多次相互竞争到底谁修建的房子更为华丽，谁布置的装修更为堂皇；在珍宝上收藏上，石崇和王恺之间的斗争也是层出不穷，时不时便要拿出自己新获得的宝物来试图力压对面一头。

而在斗富的过程中，他们也是视人命如草芥，丝毫不考虑自己的一系列斗富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作为一个经历三国乱世的朝代，西晋王朝在建立之后不仅没有将恢复社会生产、推动国家发展作为自己的任务，反倒是始终沉迷享乐，利用自己手中的各种政治特权为自己谋取庞大的利益。

正是在这些蛀虫的不断蚕食之下，西晋王朝不仅自身在短短几十年间逐渐走向了衰败灭亡，整个中国也在不久之后迎来了一段堪称惨烈黑暗的时代。虽然后面的唐王朝创造了中国封建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西晋的这段黑历史却并无法就此抹去，始终铭刻在时间的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