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游击队
篦子店会议是1937年月10月中旬召开的，武冠英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泰安党第二次遭到大的破坏以后，隔了四年多的时间，第一次在泰安开的党的会议。这时鬼子已经到了济南，济南国民党的党政机关都迁到泰安，我地下党也随之迁到泰安。
通知武冠英参加这个会议的是县委临时负责人鲁宝琦。开始通知的开会地址是宅子村，临开的时候，为了安全又改在篦子店。会议主持人是省委派来的王之盈，因为他刚从监狱出来身体不好，又加上南方口音，实际上主持会的是鲁宝琦。
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确定游击队的机构和主要负责人。
拉游击队的活动在泰安从1937年8月就已经开始。当时除了1933年第二次党的破坏后没有被捕逃散的几个人外，多半依靠当时刚出狱不久的同志。武冠英是1937年7月底廊房战斗的前一天从张家口经北平回泰安的。
为什么叫拉游击队呢？“拉”这个字在当时是很恰当的，因为这和招兵根本不同，和后来的义务兵也不一样，和国民党的“拉夫”更不一样，主要是依靠动员说服，用爱国主义思想，抗日的道理来拉拢群众达到自愿参加游击队的目的。这个活动从1937年8月就开始了，到了10月还未正式形成组织，还没有领导游击队的一个系统机构。
会议首先确定游击队的名称，经过讨论，决定对外叫“山东人民抗敌自卫团”，由程照轩任团主席，副主席主席是崔子明，鲁宝琦任政治部主任，武冠英任副主任。后勤方面没有找到合适的负责人，暂时由崔子明兼任。
游击队的组织机构也大体上定下来了，一个县的每一个区可以成立一个大队，大队以下是中队，中队下面是小队。
会后分头活动。10月至年底，是游击队的联络活动时期，没有集中，因为一集中起来就有一个给养的供应问题，当时的政权还在国民党手里，游击队的名声还没有打响，我方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困难。
日本人到泰安的时间是1937年底。敌人兵力不足，占了县城以后，只能沿铁路南下追击，没有力量到乡村。我游击队开始集中，第一大队最先在泰安的夏张镇集中，一开始仅有10个人11条枪，但很快就扩充到100多人。然后是第二大队、第三大队在肥城县集中，第四大队在长清县开始集中，第五大队、六大队、九大队在寨安的东向镇开始集中，第十三、十四、十五大队在泰安的安驾庄一带开始集中（这三个大队后来编成泰西县的独立团）。
泰安县已突破了一个区一个大队的计划，有的区有三个大队（如九、十两区），有的区党的工作薄弱，发动起来的人很少（如三、八两区）。但三八两区接近铁路，对铁路情况较熟悉，为了发挥这个特点，把那一带能发动起来的人编成了一个先锋连，主要负责破坏铁路的工作。敌人占了铁路以后，顺着铁路南下，泰安就被分割成路西、路东两个地区。
敌人对铁路线控制很严，路西和路东来往很不方便，根据实际情况，泰安分成两个县，铁路西面的几个区叫泰西县，铁路东面的几个区仍叫泰安县。这样泰西的游击队名称和原来定的名称就不相称了。而且泰西，还包括了和这个县连接的几个县——长清、肥城、平阴、东阿、宁阳，所以游击队的名称改为“山东省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团主席是张北华、政委是远静沧，政治部主任是李贯元，都是省委派去的干部。
在1938年的上半年，游击队发动过程中，在没有正式改编成六支队之前，进行了几次战斗，提高了游击队的威信。这几次战斗，对打破广大群众的恐日病，增强抗日胜利的信心，都有重要的意义。
1938年初，头一个战斗是攻占肥城县城。
当时鬼子未在肥城驻扎，但已成立了伪组织，由大地主范维新组织了维持会，并有部分武装。肥城离济南仅一百多华里，中间基本上是平原。当时大家估计敌人很可能到这个县城里来。于是，游击队选择了一个风雪天气，抓住春节前伪军准备过年的时机，白天用卖柴来伪装，输送进城一批人，夜间搞了个突击，很快把城攻下，把姓范的维持会长抓住了，把他的武装解散了。
范维新是肥城县带买办性的恶霸地主，开当铺、开盐店、恶迹很多，拂晓把他抓到，在南大寺把他杀了。这一次战斗很顺利，我方无一伤亡，并且影响也很大，不仅在肥城，而且在附近几个县都有震动，群众说“土八路”真行，能攻下肥城。
第二个战斗是夜摸界首。这个战斗比攻占肥城震动还要大。因为这次战斗面对的是鬼子，而且很快就消灭了20几个敌人，游击队只牺牲了一个人（管苇）。这次战斗打得很漂亮，主要由于张北华和崔子明两同志坚定灵活的指挥。
参加战斗的有50多人，是从各大队抽调的勇敢且有战斗经验的战士。战斗前首先摸清了界首的情况。界首是个火车站，在泰山的西头，是泰安到济南一个重要阵地，一方面是泰安的外围，另一方面也是济南的一个前哨。鬼子特别重视这个车站，驻了相当于一个排的骑兵。
游击队白天了解的情况是有两个班的鬼子到泰安去了。到了晚上，游击队已经到达该地时，又了解到这两个班的鬼子已回到界首，但住得比较分散，有住在车站的，有住在界首村的。住在界首村的这一部分又分住在三处房子里，村外没有岗哨。
在村外的树林里，大家商量了一下，情况变了，还摸不摸？大家认为还要摸。怎么摸昵？确定不打枪，光用刀。只摸界首村的这一部分敌人，不打枪可以不惊动车站的鬼子。张北华同志先进去摸出了三支枪，大家胆子壮起来，按计划悄悄地闯进去，尽量发挥了大刀的威力。有几个鬼子被砍头的声响惊醒了，拿起毯子抵抗，把灯扑灭，大喊大叫的声音，惊动了车站上的鬼子，他们打起枪来。
鬼子既然打枪，游击队也就开了枪，打死了鬼子的十几匹战马。可惜的是大伙都集中精力消灭鬼子，枪没有全部摸出来。这个战斗是在38年的春节前一天打的，第二天就撤到夏张镇，在这个镇的小学里开了庆祝会，很多群众参加了这个会，带着惊奇的神情观看了缴获来的胜利品。春节以后，在肥城南关给管苇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第三个战斗是黑虎泉的阻击战。
黑虎泉在津浦路靠近北集坡车站不远的地方，铁道两侧有两道石土混合的岭子，铁路就从岭子中间穿过去。这次战斗主要依靠熟悉铁路情况的人，弄清了火车经过的时间，把铁道钉卸掉，等敌人的军车开来撞在岭子上时，用手榴弹和土炸药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因为敌人伤亡在车厢里面，弄不清楚多少。
因为游击队武器差，手榴弹也不多。再加上这个地方离泰安城只有20来华里，而且又是白天，所以对敌人的杀伤力不大，更来不及去取车上的军用物资，只好赶快撤下来。但这正是济南的敌人援助台儿庄战役的军车。这次阻击战，破坏了铁路使交通中断了几天，推迟了敌人对台儿庄战役的援助，对我方夺取台儿庄的胜利起了一定的支援作用。
道郎战斗是在1938年4月间进行的，是在泰肥公路上的第一次伏击战。
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的团本部从38年1月初到4月一直设在肥城，作为这个地区的一个中心，对东边的泰西县、北边的长清县、西边的东阿县和平阴县、南边的东平县和宁阳县起到了领导作用。
泰安的敌人要攻占肥城，这是我方早已料到的事。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我方固守肥城不利，必须主动撤出，但是也不能把这座城白白地让给它，于是就把部队沿泰肥公路埋伏，准备打伏击。
这次战斗可谓全力以赴，全泰西地区十五个大队，大部分参加了。敌人是一个联队，而且是个精锐部队。道郎是泰肥公路中间的一个大镇，七八百户人家，从此以东的公路两侧多为山区，便于埋伏。
但是这次战斗犯了打阵地战的错误，从早晨打响，一直到下午两三点钟才撤下来。自己消耗太大，杀伤敌人太少。我方人数虽然比较多，但火力不行；步枪很多是土造，子弹不多，手榴弹也很少，把敌人包围在一个火力圈里，就是消灭不了。
敌人很狡猾，它前进得很迟缓，前头有几伙三五成队的哨兵，边打边前进，较大的部队在后面随时可以变换队形，使我们无法集中火力进行个别的消灭。在这次战斗中暴露出游击队的纪律太差，有些队伍指定战斗的地点地形较好，但在火力压不住敌人时，就惊惶失措地往下退。这次战斗还动员了一大批红枪会参加，也没有起多大作用，这些人实际上不能打仗。
这次战斗我方牺牲的人虽然不多，但最大的损失是团本部的政委远静沧牺牲了。他牺牲得很不应该。当时的情况是把10几个敌人包围在一个小树林里，敌人聚集在一个坟坑里，距离我方不到一百米，如果手榴弹多的话，光用手榴弹就可完全消灭这十几个敌人。
当时手榴弹没有了，步枪子弹也不多了，敌人轻易不打枪，看准了以后才打。远静沧本来没有枪，他从另一个同志的手里夺了一枝枪，站起来想瞄准敌人。他是高度近视，离不了眼镜，而镜子在太阳下反光很强。人刚站起来，就被敌人打中了头，当时就牺牲了。另外各大队总共牺牲了七、八个战士。
这次仗没有打好，除去指挥不统一，纪律性差，火力差，大队之间缺少应有配合，更重要的是战斗经验差，战术运用不好，没有发挥出游击队特有的战术来。虽然如此，给予敌人的打击还是相当大的，他们那种如入无人之境的疯狂气焰不得不为之收敛。广大人民群众看得也很清楚，国民党成师成军逃跑，而刚成立不到半年的游击队竟敢如此强硬地打鬼子，不能不信服共产党的领导。
马家店战斗是另外性质的一次战斗，是消除内部隐患的战斗。
马家店在老九区的和平乡，这个乡有七、八个村子，地主比较多，还有几个人在旧军队里当过官。和平乡的地主搞了一支武装，三四十人，五六十支抢，找了一个在吴佩孚军队里当过团长的人当队长，这个人叫冯采臣，找了一个姓韩的当副队长。这支武装集中在马家店一个姓宋的大地主家里，他家有一座三层高的楼房。
马家店处在二区、三区、九区三个区的交界处，有险可守。这两个队长公开宣传拥护“和平”，保持“中立”，既不打日本人，也不打游击队。这就很容易影响附近的那些乡。当时在地主阶层里恐日病很严重，也怕游击队。与其说他们怕日本人，不如说他们更怕游击队。他们知道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最怕共他们的产。
他们以“和平”为号召，实际上为敌人的“大东亚共荣圈”放烟幕。如果让其存在，附近其他乡的地主就可能暗中响应，对我扩军和筹划给养都将带来更大困难。
当时我方没有政权，游击队的经费没有固定的来源，开始是用募捐的办法来解决，口号是“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入”。在游击队常活动的地方，村长给派点饭都很困难。正是青黄不接，老百姓的粮食很少，吃的是半糠半菜，中农负担很重，地主富农是“善财难舍”，向他们借点，讨价还价。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乡的出现将起很坏的作用，所以我方下决心要把它搞垮。
我方用了第一大队和第五大队威胁它，要它把枪交出来。但真要打也有困难，因为他有个三层高的楼。“和平队”的队员都是地富子弟，还拉拢了一部分红枪会来助威。我方把它包围起来，要求他们交出枪，如不交就把楼炸掉。这时附近乡的地主、乡绅采取支援的态度，有说和的，也有以红枪会对它支援的。包围了一天半后，“和平队”答应交出30支。不言而喻，这是想留下好的，交出坏的。我方坚持全交，也动员他们的人参加抗战。
由于附近乡绅的说和，第二天下午，把他们的队长冯采臣也动员出来了。我第一大队大队长崔子明正生病，大队副马世晋代理大队长。此人与冯采臣有世仇，冯一出来就被马鼓动的部分人抓起来，在当天晚上杀掉了。
在此以前，当我方刚始包围“和平队”时，“和平队”就有一个叫于干龙的闯出去，到宁阳县勾结了一股土匪来给它解围。我方估计这伙土匪决不是单为给它解围来的，目的也在于“缴枪”。既然这样，游击队只好撤走。
果然不出所料，这股土匪一进村就连抢带夺，把“和平队”的枪和人都带到宁阳县去了。后来还是“和平乡”出了一些钱，这伙土匪才答应把枪留下，把人放回来。就这样，“和平队”被土匪彻底搞垮了。这不仅消除了一个隐患，而且暴露了“和平乡”的丑恶面目，群众说他们宁肯把枪送给土匪，也不肯拿出来抗日，真象卖国贼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