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东渡,一场炼丹导致的出逃事件,无意中改变了亚洲的历史走向

朝史暮今天下事 2024-05-12 02:48:35

有关徐福东渡的原因争议不断,有传言是秦始皇要炼仙丹,任命徐福为他炼出长生不老药。徐福是因为炼丹无果后才逃了出去,最终前往了日本。

而这一出逃可不得了,不仅加速了日本的历史进程,还因此影响到了日本的文化。

徐福东渡当真是因为炼丹?他的东渡又造成了哪些影响?

«——【·空灵文化的产物】——»

齐方士徐福在秦始皇时率领数千童男女及百工出海,这一壮举的意义,是远非用语言未表达的。徐福研究不仅与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有关,而且还涉及中国的造船史、航海史、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多方面领域。

齐地依山傍海。海洋的浩瀚无际,海市蜃楼的奇幻,是触发齐人富于幻想的自然条件。商贾盛行,使齐人经多见广,反应灵敏,造成齐人极富想象力的思想和能言善辩的能刀。

齐地远古的太阳鸟神话传说,发展到后来的蓬莱仙话系统,不仅说明齐地巫风仙气浓郁,更表明了齐人幻想求仙,追求自然的神异,不安于现实的平凡从而在精神生活中求得补偿的心态。

春秋时期,齐学中形成了道家传统,道术成为齐文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同时,齐国又是神仙方士的发源地,海内三神山和黄帝泰山封禅的传说就产生于齐国,从战国到魏晋的著名方士也大都为齐人。

这一切为齐文化打上了“空灵”的烙印。一与鲁文化重视义理、道德的伦理性文化形成鲜明对照,齐文化更注重事功、物利。而齐文化中这种功利特质,从未使人产生肃穆的压抑感,却带有极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在恢宏的气势中,透出无所不在的空灵。

齐文化有许多特点,而基本点就是功利齐文化有许多表现形式,而表现形式之一却是“空灵”。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化而言,齐文化给人的感觉是它描绘了一种空灵构筑的仙境,因其注入了淡泊功利的特质,使这种仙境演化为人间的仙境。

在这个仙境里,打破了原有的规范,充满着自信和豪情,只要有所作为,必有所得选择的机会和宽松的程度也大得多由空灵带来的精神自由亦让人心旷神怡。这样的仙境,实为人间难得的仙境。

文化的产生需要经济高度发展和政权的强大稳固作为物质基础和保证。具有鲜明特色和影响甚大的齐文化从周初太公望封齐开始,经齐桓称霸、田氏代齐、稠下争鸣而达一于鼎盛。

苏秦曾有一段描述:

“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入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临淄其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毅击,人肩摩,连枉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殷人足,趾高气扬。”(《史记·苏秦别传》)

正是在这种“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夕史淤·齐太公世家》)的基础,产生了具有“涣映大国之风”的人间仙境文化。

空灵、缥缈的仙境,寄托着人们在仙道思想影响下对于纷扰、短促人生的无穷的超脱心理。人们越是对于“老而不死”的仙境向往,仙境就越发神奇而华丽,引起人们不尽的企盼而这种企盼越是强烈,人们的求仙寻药活动就越是疯狂。

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曾使人入海求仙山,“终莫能至”而“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一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不恐及矣,使人乃贵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史记·封禅书》)

这样,徐福东渡为秦始皇寻仙求药,就成为威、宣王派人入海求仙的继续,同时又下启汉武帝的求仙求道。可是徐福东渡是中国历史上求仙求道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只是它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是其它活动所没有的,同时也说明它是齐文化“空灵构筑仙境”特点的必然产物。

«——【·中国开发海外的里程碑·】——»

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限制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尤其是国际间的相互交流。当时由于对外往来甚少,就根本谈不上开阔的视野与意识。

到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生声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造船林术航海枯术的提离人们(尤其是沿海一带)的逐步由内陆向沿海开发。东夷人和齐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很久,很多蓬莱神话就是海外的归来人带回的神奇传说。

这些海外探险也扩大了古代中国人的视野。邹衍的大九洲说,就是根据沿海人海外归来的传说而提出的,他认为中国之中有齐洲、荆洲、扬州等九州组成,而以齐州为中心。所以,“齐州”亦即中国九州的总称在中国以外象中国这样大的州有九个,以中国赤县神州为中心,这样组成一个大九洲整个世界又有九个大九洲。

所以,天下象中国这样的洲有八十一个“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大九洲”理论的提出,(尽管是一种假说),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成为中国古代开发海外的主要理论依据。

徐福东渡以前,中国东部沿海一带有一些零星的与海外的交往,如《山海经》中有一些记载春秋战国时代,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也多次派人入海寻仙山,这些活动,客观上构成了中国古代开发海外的序曲。

徐福东渡,尤其是第二次东渡,是有意识、有计划的开发海外的活动,徐福经过第一次东渡,经过几年的时间,对海外的情况已有若干了解,于是产生了海外拓殖、移民海外的念头,借秦始皇妄想求仙的契机,得以实现自己的宏愿。

徐福东渡之后,汉武帝曾多次登丹崖山寻求蓬莱仙境,派人入海求寻仙山三国时孙权为开拓吴国的势力范围、扬威海外,曾派卫温、诸葛直入海求夷洲及宜洲,“黄龙三年(公元230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宜洲。

宜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国志》)徐福东渡,应该说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航海船队,对以后历代统治者开发海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比明代郑和下西洋早1600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1700多年。所以徐福东渡是中国古代开发海外历史上的里程碑,同时徐福也是世界航海史上杰出的航海家。

«——【·中华民族传统的探险意识】——»

对于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虽不能完全地、明确地界定,但“性格刚强、自强不息、勇于进取、不屈不挠”等是其主旨则是无疑的。徐福的故乡及附近居民世世代代都以“人性刚强”著称,在这种生活环境中,在家人亲朋的感染与影响下,使徐福成为一个性格刚强的人。

他所具有的不怕困难和挫折,并有能力和勇气战而胜之的坚强性格,对于他锲而不舍地研究与探索人生长寿不老的奥秘,以及为此勇于实践和献身的精神,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徐福第一次入海寻仙求药回返之后,仍不惧艰险,再次东渡,则充分表现了其坚强不屈的性格和勇敢无畏的探险精神。

陆地生活要比海上生活稳定和安全,然而,人们的心理特点是危险的处境对心灵的创造力是一付“催化剂”——当人们千方百计的摆脱困境时,全部心智和体力才会被有效的调动、充分地利用起来。海上生活常能刺激独立不羁和追求自由的精神。

在海上,勇敢的海员们,都会充分发挥自己存在的创造力,他们是依凭自己的勇敢、智慧、经验和技术而不是仰仗他人。他们可以自由地不受人为限制地四处飘泊,施展抱负。

他们意识到了“独立”、“自由”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对象人间社会的种种纠葛,在大海的永恒汹涌面前,显得渺小、短暂、微不足道,在与海洋斗争中,只剩下人与自然的单纯的直接的关系。

因此,海上生活比陆地生活较少人际方面的拘束,有利于充分发展独立不羁的个性。对于人的主劝哇和人的欲望、意志和创造能力,航海生活是一种强烈的激素。同时,航海通商和跨海殖民的生活,也较易养成学术上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

徐福所处的时代,正是从战国末期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文化上的百花齐放的宽松、自由状态逐步转入秦统一后学术禁锢、文化专制的时期,二者对比,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入海寻仙求药正好给他追求“独立”、“自由”,摆脱专制的羁绊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所以,徐福东渡从他个人角度看也成为理所当然的。

徐福生活的区域,是属于大陆边缘,习于航海,颇具海洋的风格。航海民族不象内陆民族那样固守传统,而容易趋于开放、灵活,不象内陆腹地民族那样负担沉重。

他们面临的实际挑战不太复杂,承受的压力形态则比较多变,乐于接受新事物、吸收新要素。航海的冒险生活具有周期短、频率快的特点,这就使得他们很快地知道“此去一行”究竟是福、是风平浪静,还是天有不测。

航海家们白刊女获,不是以年计算而是随机的有时仅仅只需几小时就能获得商业、渔业或战争胜利的幸运。在以“空灵”、“功利”为特质的齐文化薰陶下成长起来的徐福,更能适于航海家式的生活,徐福凭借其优秀的个人素质和航海经验,取得了东渡日本的成功。

«——【·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文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如果没有外地移民所带来的先进文化的影响,社会发展是很缓慢的,仅靠三三两两于遭受巨风而漂渡来的零星大陆人,不可能使之发生重大变化。只是以徐福为首的大批秦代移民的到来后,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才使日本发生了从绳纹时代向弥生时代的飞跃。

在绳纹时代,日本仍处于史前石器时代,生产水平很低,农业生产落后,主要是以采集渔猎为主。徐福东渡以后,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如青铜器、铁器。

众所周知,青铜器的制造在商代已是主要的手工业生产,到春秋时已开始用铁器。在春秋列国中,齐国是较早使用铁器的国家。据《国语·齐语》记载,春秋初年,齐国以“美金”铸戟,以“恶金”铸钮镬,所谓美金即青铜,恶金即铁。春秋末期,齐国已经大批使用铁官徒采铁和冶炼,铁工具使用已相当普遍了。

秦始皇时,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已领先于世界了。齐人徐福东渡,将这些铁制工具带到日本,教给古代日本人民以耕作技术,同时将水稻、黍、麦、粟、豆等五谷种子带到日本,使古代日本以原始的渔猎生活转向发展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从而使古代日本人摆脱了饥饿,获得温饱,以更多精力从事手工业生产,使日本进入了以铁器为主的弥生时代。

徐福东渡,还将我国的水利建设工程技术带至日本,帮助日本人修水利工程,这样既免除了水灾,又灌溉了农田,为日本发展水稻种植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奠定了日本现代社会农业生产的雏形,至今,日本人民尊奉徐福为农业神抵。

从原始的信仰观念看,在古代中国,出现了阴阳五行学说,随之而形成了神仙方术,燕齐一带出现了大批讲神仙方术的方士。

这些方士将巫术、神仙鬼神、阴阳五行等内容混杂在一起,专门讲求长生不老、画符驱鬼等,以山、河、海、水、木、土、火、金等自然物为崇拜对象。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正是受此影响而作出的,徐福为齐方士,东渡日本后,则将方士功能一显无余,久而久之,这些刚过渡到金石并用时代的日本人民深受其影响,逐渐形成了其原始宗教信仰。

这些古代的日本人认为山河海都有神,崇拜自然,崇拜祖先成为日本人民信仰的神抵在古代中国,方士的杂说及思想意识在东汉宋年一统为道教而在古代日本,则逐渐归一为神道教,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从这里也可看出徐福东渡对日本原始宗教信仰的影响。

徐福一行数千人到达日本后,同当地居民杂居,在长期的共同劳动、相互交流基础上,把自己原有的风俗习惯带给了当地居民,形成了共同的爱好和相近的习俗。

据日本《东洋兰之刊》的作者小野寺员一考证深受中,日两国人民喜爱的兰花在日本称“骏河兰”,是秦始皇派徐福到日本时,徐福由故国携带而去。

在古代日本,人名、地名的起法与中国古代相似,有的甚至连名称一样,读音亦同,如富山又称蓬莱山,大黑岛又称蓬莱岛等。

在古代中国,有种茶、饮茶的习惯,《晏子春秋·卷六》载“食脱粟之食,灸代五卵,茗菜而已”,茗即茶,说明先秦以前即有茶之种植,且齐国为有名的茶国,徐福把这一文化带去日本,使日本人民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通过品茶使精神上得到陶冶的闻名世界的日本“茶道”。这是徐福东渡对日本文化的又一重大影响。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一些风俗习惯在徐福东渡以后在日本流传并沿袭至今。在先秦前后的中国人,有坐、立或跪的习惯,吃饭用矮腿桌。“蹲跪为邻族形状。跪从危声,古读若夷。初时跪坐之制,亦现于夷俗”。

王献唐遗书《炎黄氏族文化考》,徐福把这些习俗带到日本后,日本人世代相传并沿袭至今,在今天日本,进门先脱鞋,然后跪坐于席上即使在今夭的胶东半岛,仍有上炕围坐矮腿桌吃饭的习惯。日本人习俗、爱好与中国有许多相同之处,足见徐福率大批船队东渡日本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徐福东渡,不仅促进了古代日本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共同的思想意识、宗教观念和生活习俗;而且也促进了日本手工业生产的迅速提高,对古代日本社会及其以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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