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10万上海知识青年,头戴军帽(无帽徽),身穿军装(无领章),操着浓厚的“阿拉”乡音,沿着人类文明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从繁华热闹的东海之滨来到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漠和高原雪岭。

10万上海知识青年的历史就像一条流动的河,它将现代文明输进了占中国1/6的土地,又将西部大漠所特有的粗犷、豪放和吃苦耐劳的品格融入10万上海知识青年的血液里,衍生着那割不断、理还乱的上海-新疆情结。

上海知识青年与其他省市的支疆青年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来自于繁华大都市,生活相对较优裕;二是自身受教育的程度相对较高。上海与新疆存在着很大的反差,能够动员近10万知识青年赴疆是和当时国内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等因素有很大关系。

首先,粮食短缺和人口压力,使上海这个大城市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熟知历史的人很清楚，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最直接的恶果就是造成粮食严重短缺。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下降为 3400亿斤,1960年再降为2870亿斤,只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饥荒正在全国范围内蔓延,许多大城市粮食濒临脱销。

为解决粮食困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将大量减少城镇人口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从1961-1963年,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的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上海市在1961-1962年的两年时间内,精简职工31万余人,其中迁往市外的约11万人。

另外,从1961-1963年,要求继续压缩中等以上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精简下来的职工、大中专学生以及不能升学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加在一起,使城市的人口和就业问题异常突出。

1963年,上海社会青年在市区数目已达8.7万人,主要是前两年遗留下来需要安排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忽视计划生育,人口剧增,加之倾斜的经济结构与不合理的就业制度,势必造成城市人口爆炸的压力。50年代推行的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出现了战略性的失误,即压缩服务业、商业、手工业,限制、减少个体劳动者,造成所有制形式单一,国家又把就业问题统起来,这样城市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几乎步入死胡同。

解放后出生的孩子,在1963年以后已分批逐年达到劳动年龄。仅就200个左右大中城市计算,每年约有200多万人。从1963-1965年,上海市未能升学的高中、初中毕业生达到22万,加上前两年遗留下来的8.7万社会青年,这三年需要安排的青年达 30万左右,就业压力可想而知。

虽然1963年国民经济已开始全面好转,城市精简工作也宣告结束,但迎面而来的就业压力,形势不容乐观。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召开城市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在今后15年内,每年大约有百万左右的青年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各大区、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15年安置规划。由此,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将上海知识青年安置在何处?对这个问题，早在1963年以前,上海就开始尝试。1961年有少量上海社会青年进疆,其中安置在兵团农一师的有近400人。1963年,周总理又指示上海市委派工作团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一师、二师塔里木垦区,进行了安置长期计划的考查,这些地区后来就成为上海市安置青年和学生的基地。

从1963-1966年,陆续有近10万上海知识青年由沿海城市上海向新疆进行了大规模的省际迁移。

其次,当时的新疆经济十分滞后,劳动力资源很稀缺,急需吸引高素质劳动大军到新疆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土地辽阔,自然资源丰饶是新疆的重要特征。1949年,全疆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6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新疆和平解放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和劳动力。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新疆人口仅为487万人,与经济发展所需大量劳动力的状况极不相符,因此从全国各地向新疆移民成为一时之需。

新疆急需劳动力,更需要大量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充实到各个领域,为新疆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新疆地理位置特殊,历来是西北国防的重要基地。1954年成立的生产建设兵团,实际上就具有军事战略意义,是半军事化编制。

1962年伊塔事件后,中苏边境关系紧张,加强边疆地区的国防力量,有效保卫国家安全成为当务之急。

“兵团奉命,抽调了大批干部、职工,调拨了大批生产和生活物资支援伊塔地区。在边境地区为当地群众代管庄稼、代耕土地代牧牲畜。迅速恢复了生产、安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民族团结,保护了各兄弟民族人民的财产”。

在这种特殊的时候,要求兵团在实行三代”之后,沿中苏边界建立边境国营农场带。从1962年9月-1966年6月,兵团集中力量进行了边境农场的建设;一方面从兵团内部抽调大批人力、物力前往建设,一方面从内地迁来大批转业军人、支边青年和知识青年成为建设边境农场的新生力量，其中就包括数量不少的上海知青。

到1972年底,共建成边境农场58个,总人口34.15万人,耕地增加到383万多亩,其中一线边境农场有38个,人口 20万人。

从1963到1966年,10万上海知识青年赴疆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具有经济意义、国防意义的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

从中国富甲一方的上海到荒凉戈壁,其间存在着巨大的空间反差。上海青年能放弃较为舒适的生活,献身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50-60年代良好社会风尚的产物,是与党的号召,社会主义一代青年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分不开的。

为动员青年赴疆,上海市政府、劳动局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动员布置。要求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录取新生发榜以前,以学校为主,由共青团、妇联和街道办事处配合,动员落榜生参加新疆建设。共青团市委还广泛组织青年学习,提高政治觉悟,激发青年奋发图强精神。

1963年6月24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农垦部部长王震在有9000余名上海青年活动分子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青年是革命的接班人,应当有革命的雄心壮志,到农村去,到边疆垦区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经风雨、见世面、奋发图强。

他还说:今后上海市将担负起长期支援新疆的任务,有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来支援,新疆一定能够很快繁荣起来。王震将军的话,对那些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充满抱负的青年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像这样的动员大会,从1963-966年,每年都召开。

同时,党中央、上海市委也将温暖与关怀送给已经支疆的上海知识青年。1965年7月,周恩来、陈毅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亲切看望了12位上海知识青年,给上海支边青年和尚未去新疆的青年以巨大的鼓舞。

同年8月,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及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张浩波率领上海市各界人民赴疆慰问团一行 67 人(其中包括11位赴疆青年家长),到达天山南北,慰问在疆的上海知识青年。

慰问团在新疆共84天,举行慰问大会91次,召开上海青年、老职工和基层干部座谈会557次,举行报告会40次,并同1200多个上海知青进行个别谈心,向他们转达了上海党政领导和各界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这次慰问活动极大地激发了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的热情。

当时通过报纸、电台、文艺演出展开全方位的宣传，学校、街道经常组织学生、青年观看新疆风光的纪录片,那雪白的羔羊像朵朵白云缀在绿毯似的草原上;葡萄园内晶莹剔透的葡萄散发着诱人的光泽;那蒙古包前煮烧着的奶茶飘来阵阵香味……,那一幕幕塞外风光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像一声声无言的呼唤,在牵动青年们的心。

再加上报纸上对新疆的宣传,“牛奶像茶水一样便宜”。“夏苹果最好的一角钱一斤,次一些的卖到五分钱一斤。哈密瓜七分钱二斤,二斤西红柿只卖到五分钱。”所有这一些,对刚刚度过自然灾害,脸上还略带菜色的上海青年来说,都充满诱惑。

“到新疆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横幅标语布满了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我们新疆好地方》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歌。

许多上海知识青年在赴疆之前,曾在国旗下宣暂,那豪迈的誓言便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是我们最神圣的事业”。

10万上海知识青年,大多数都是怀着到边疆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义无反顾地踏上西进的征途。

当然,还有另外的情形,如家庭出身不好,这样的青年在那个时代的上海是没有前途的,尤其是没有政治前途,支援新疆建设就成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此外,还有一些青年因家庭经济困难和家庭关系紧张等原因而主动要求去新疆。

虽然支疆青年对新疆的落后与艰辛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真正到了新疆,才深切的体会到“西出玉门关,两眼泪不干”的含义。满眼的戈壁荒滩,居住条件、卫生条件的艰苦,仍让一些青年感到失望,宣传与现实毕竟存在着距离。

为了使支疆的上海青年尽快地适应环境,兵团作了多方努力。思想上,用白纸上可以描绘最美的蓝图来激发上海青年靠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双手来创造美好家园的热情。

生活上,尽量将好一些的房子让上海知青住,有的老职工甚至将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给上海知青,自己却搬到地窝子里去住。伙食上也尽量满足南方人的口味。

劳动上,对刚进疆的上海知青,一开始并不要求他们马上投入到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去,而是分配一些较轻的农活,劳动时间相对老职工也少一些,等他们慢慢习惯后才与老职工一样。

在各级领导和老职工的关怀和帮助下,上海知青经历了心理、精神和肉体上的种种磨难、痛苦后,大都顺利地闯过了思想关、生活关和劳动关,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与成绩。

从1963-1965年8月,在进疆的7万多上海知青中,已有700多人光荣地人党、近5000人加入共青团,被评为五好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生产能手的有3万多人次。杨永青、应奋、鱼珊玲等上海青年已成为自治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标兵。还有许多上海知青被选拔为基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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