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革命时期，红25军是一支非常特殊的队伍，他曾跟随过三大主力其中的两大“山头”，并且自身也是一个小“山头”。
1955年授衔时，红25军代表人物徐海东自19 年开始就长期养病、缺席了整个解放战争，但仍被授予大将军衔，侧面就反映了该小“山头”的重要性。
不过，另一位红25军高级干部、曾与徐海东搭档的戴季英却什么都没评上，并且早在授衔前几年他就被开除了党籍、公职。
在鄂豫皖苏区的发展过程中，戴季英曾长期是核心领导，地位一度高过徐海东，为何两人建国后的待遇却是天差地别呢？
这个问题，可以从戴季英的经历中找到答案，最后的结果，很大程度是他自找的。
戴季英190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此处后来一直是鄂豫皖苏区的重点区域，革命气息非常浓郁。戴季英也是受到熏陶，较早地走上革命之路。
1927年，反动派接连在多地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进步人士。中国共产党决心武装反抗，同年爆发了多场起义。
鄂豫皖苏区的源头来自黄麻起义，而戴季英在黄麻起义中是总指挥部成员兼七里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属于主要领导之一。
由于当时反动派的实力还是太过强大，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黄安县委随即带领余部进入柴山保地区，发动群众、宣传革命，建立起小规模的根据地。
一年后，红色力量发展得如火如荼，根据地不断扩大，鄂豫皖苏区也适时宣告成立，戴季英这时是鄂豫皖省委委员。
从初期的一系列脉络中可以看出，苏区能够建立，戴季英是有很大贡献的，内心纯粹而坚定。并且，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为了革命毁家纾难。
戴家五兄弟，全部都早年的共产党员，二哥戴季伦曾任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也很高。只是，除了戴季英以外，其他四人都为革命牺牲了。
戴季英的父亲戴寿云被国民党抓捕后当街烧死，母亲吴氏被黄安的反动地主抓住严刑拷打致死，也称得上满门忠烈。只是，等张某空降鄂豫皖后，一切都变了。
张某是个有野心、有手段的人，他想在鄂豫皖说一不二，可最初曾中生、许继慎、旷继勋等干部敢为了真理跟他顶撞。
这就让他很恼火，战场上危急时张某也曾妥协，但局势一稳定，他就开始下手了。为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张某大力推行“肃反”运动，许多优秀的红军将领被抓。
而戴季英在这场迫害运动中，是张某的一把刀子。说起来也尴尬，最初戴季英由于是知识分子出身，被张某当成“肃反”的对象，调到了保卫局。
与其说是工作调动，更像是被监控，戴季英为了自己活命，就大力配合张某，成“肃反”急先锋。他经常在张某的授意下逮捕其他干部、胡乱扣上罪名，使得许多无辜的人被迫害。
在以张某为首的一群人乱搞之下，鄂豫皖苏区实力大损，第四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红四方面军主力只好进行战略转移。
有一些部队被留了下来，负责掩护主力的同时，继续在鄂豫皖发展。后来这些部队组成红25军，下辖74师和75师。军长是吴焕先，戴季英兼任了军政委和74师政委。
这时张某都已经离开，戴季英却依然积极“肃反”，他在74师内抓了很多人，使得师长徐海东大为不满，询问：政委，很多人一没证据而没口供，为什么要抓？
戴季英却很傲慢，没有解释原因，只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委，肃反是我的事，你少管，不要过问。
那时政委的权力非常大，徐海东没办法干涉，只能看着部队再次被整乱，后来他在回忆录里还是带着气愤地记录戴季英曾经的疯狂：
1933年5月的七里坪之战，红25军以劣势兵力攻城，打得非常艰苦。可戴季英却搞起火线“肃反”，220团就有49位干部牺牲，徐海东急得直流眼泪。
不仅是74师，75师高敬亭也是此道中人。红25军一共就两个师，都这样搞，部队很快也就坚持不住，只好再次出走。
在红25军长征前，领导班子进行了一些调整，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郑位三任参谋长，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
此次远征中，戴季英是有功劳的，吴焕先牺牲、程子华和徐海东都身负重伤，躺在担架上，后续的一些重要决策，戴季英都出了很大力气，最终成功带着部队抵达陕北。
然而，好不容易暂时安全，戴季英在陕北又搞起了“肃反”，包括刘志丹在内的原陕北红军众多高级干部被捕。
如果不是中央红军及时赶来会师、毛主席派人接管陕北根据地保卫局，还有更多人无辜牺牲。戴季英的这些事，确实是他革命履历中的一个污点。
虽然戴季英犯过错，但中央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理念，抗战时期还是让他担任了比较高的职务。
最初中央把他派回大别山地区，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跟老相识高敬亭搭档，一起带四支队东进。
然而，高敬亭不愿奉中央命令东进，戴季英到达的当晚，两人就发生了争吵。高敬亭此时不允许任何人挑衅自己在四支队的权威，就想给戴季英点颜色看看。
没过几天，高敬亭发现四支队机要秘书江腾蛟跟戴季英走得很近（江腾蛟是戴季英老部下），便下令把江腾蛟抓起来严刑拷打。
江腾蛟后来回忆，有天晚上他听到守卫说准备后半夜进行处决，于是偷偷翻墙跑了出去，后来转到新四军第五支队任职。
此事极大地刺激到了戴季英，毕竟戴自己就是肃反狂人，猜出高敬亭想做什么，便连忙跟中央派来的干部一起出走，是为“新开岭”事件。
后来在1939年6月，高敬亭被杀，原四支队改编成四、五两个支队，戴季英担任新的四支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来作为新四军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七大。
结果七大延期了，新四军这边重要职务又已经有人了，戴季英转而在1944年与王树声一起到河南，历任中共河南区党委书记、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政委员等职。
解放战争爆发后，戴季英参与中原突围，到安全地带后随部创立了鄂西北军区，并担任政委。鄂西北军区司令员是王树声，这么算起来，戴季英就跟徐、两位大将搭档过。
等鄂西北军区无法在大别山立足后，戴季英回到后方，建国初期担任过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
这样的职务对别人来说很高，但戴季英早在1944年就担任了河南区党委书记，这相当于建国后的河南省省委书记。
因此，戴季英心里很不平衡，瞧不起河南省委资历不深的干部，并多次在言说和行动上公开对省委推动“三反”运动表示异议，双方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戴季英为了压别人一头，就写信给中央和毛主席伸手要官，想当省委书记。信中他还大肆攻击河南省委相关人员。
毛主席看过后很生气，直接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此后，戴季英被撤销所有职务、开除党籍，淡出政治舞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自然没办法参与授衔了。
之后的几十年里，戴季英默默无闻，直到1984年组织为他平反，恢复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晚年的他生活在郑州，一直活到了1992年。
戴季英早期资历很深，但错误也不小，建国初期还能身居高位，已是不错的安排，但他偏偏要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也无怪毛主席会那么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