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浩原名叫刘志豪，1928年9月出生，山东莱芜颜庄镇澜头村人，1945年7月参加革命，194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志浩原在山东做地方工作，打游击什么的。淮海战役结束后，山东分局紧急调干部渡江南下，他也就成了南下干部的一员了。
当时调集地方干部是先配好班子，一个地委配六个县，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各部都配好，然后一个县配六个区。干部配置好后，便开始学习城市政策、南下政策等，学了一段时间后就编到部队里去了，穿上军装。
1949年2月，一切准备就绪，刘志浩就和同志们一起随解放大军南下了。
1949年5月3日，南下干部到达杭州三墩，到三墩后不能进城，直到5月10日才可以进城。但在5月10日前，刘志浩就带了通讯员到西湖边转了一圈，所见令他大失所望，西湖全是淤泥，没什么水，臭烘烘的。
5月11日，南下干部和地下干部在东南日报社开会。会上省委书记谭震林讲了话。谭书记的话，刘志浩印象不深，可地下党同志的模样他却很难忘，好多女同志都烫发，穿裙子，看着难以接受。后来，刘志浩理解了一点，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而且地下党的同志很快也跟他们一样都改穿军装了。
会后，大家就分散去接收旧政权。
刘志浩去的地方是艮山区，位置处于笕桥区的南边，就是后来的下菩萨、新塘、彭埠、章家坝这一带。艮山区再向南就是江干区，那一带一直到梅家坞。接收艮山区的正军代表是胡友庭，副军代表是祁耀华，刘志浩等都是这个军代表组的。祁耀华在临城县当过县长，胡友庭是县委书记，刘志浩在峄县工作，和临城是隔壁，都属于鲁中南。鲁中南共七个地委的干部加上骑兵团接收的杭州。刘志浩是骑兵团的，后属于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六十五师，当时是副营级。
到了艮山区，先把原国民党区政府的人叫来一起训话，提出要求，宣传政策，进行教育。训话以后就宣布这个区政府归军代表组管了。原国民党区政府那些工作人员大多都遣散了，有些年轻小伙表现好的就留下来帮助我方工作。
以前国民党实行的是保甲制度，甲、保、联保，新塘联保，彭埠联保，九堡联保，都是一个联保一个联保的。我方接收后没几天，就把人都分散下去了，但接管的人手明显不够。军代表组到艮山区就12个人，还包括炊事员，新塘乡那边就刘志浩一个人，彭埠乡那边去的是丁华山，李清玉是到草庵乡。
这个时候的工作主要就几项：一是宣传党的政策，维护社会秩序。那个时候除进步的人士外，老百姓对共产党不了解，对解放军不了解，有的还很害怕。二是剿匪，老百姓叫土匪“绿毛党”，这些土匪有的是国民党残余，还有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这些人晚上经常出没地方，制造社会混乱搞破坏，必须要剿灭他们。
土匪为数不少，新塘和江干一带就是土匪活动的地方。刘志浩到了新塘说话不懂，找了个翻译姓余，没想到他弟弟就是个特务头子，但刘志浩当时不知道。这家伙两头通信，有一次他把我方十几个人安排在墙这边住，把他特务弟弟带的十几个人安排在墙的那边住，就一墙之隔。他弟弟知道墙的这边是住的我方人员，刘志浩他们却不知道隔壁住的是他。后来知道这个事情后，就把姓余的关进去了。
三是卖粮。解放以后，国民党封锁，美国也封锁，什么都封锁，群众没粮食，省政府从各个地方调粮食到杭州，调到粮食后就在马路上推个车卖。新塘乡接管干部就刘志浩一人，没人干活怎么办？刘志浩就把空闲的小青年，刚初中毕业的、高中毕业的、没有工作的，组织起来，都叫他们卖粮食去。早上开始卖，晚上把卖粮食的钱掏出来交公，一分不差。一车的粮食，一个上午就卖光了。
刚解放的时候，杭州就三辆公共汽车，都是从湖滨出发。一辆到艮山门，一辆到江干，一辆到灵隐。车子开起来“喀拉喀拉”响，路不好，车子也不好，老百姓票也买不起，所以没几个人坐。刘志浩他们这些干部坐车不用钱，但也不坐，走路走习惯了。
后来是土地改革。
杭州土地改革的试点放在艮山区的新塘乡、弄口乡、北草庵乡，还有笕桥区。市委书记江华直接管土地改革，政策观念很强。土改队长起码要在山东农村担任过区委书记，因为他们有群众工作经验。
城郊农村第一是地多又体制不同。各县农村土地是完全的封建剥削，城郊体制往往就是包租土地给你。第二是不太容易划清界限。那时候浙江大学农学院就在艮山区，一些老师，包括后来在中央当领导的，有的也在郊区有土地，虽然不多，但也有十几亩、二十几亩，划不清界限就会被当地主批斗。
有个老师怕开他斗争会，就找到艮山区政府说：“我地不要了，反正你们不要开我斗争会。”艮山区一部分是种蔬菜，大部分是种络麻，宁丰造纸厂就买了起码十五亩地，织麻袋的。
土改后，新塘乡有个叫沈六斤的，和沈继高、沈包银几个人第一个成立了合作社，就是拔络麻、腌络麻。新塘、彭埠等地还有家庭织绸。像新塘、彭埠、弄口那些地方，家家户户都听到手拉织绸机的嘎啦嘎啦响，那时村民组织了农会、商会，但没有组织手工业联合会。家庭织绸这些人当时没组织起来，就手工业联合会没组织。
南下到艮山区后，刘志浩任过的职务很多，又是团委书记，又是青委副书记，又是乡长，又是工作组长，一个人好几个职务，干不少，不能不身兼多职。1951年9月，刘志浩调到江干区委宣传科当科长。江干区区委书记叫牟西山，副书记叫张建民，组织部长后来是庄福云。刘志浩到宣传科是因为前任科长犯错误调走了才去接上的。
当时区委委员有张建民、牟西山、刘志浩、庄福云、刘琦。那个时候，区委没有办公室，都在一个房间，有什么问题讨论一下，讨论完就都到下面各个点去了。宣传科长的工作不像后来，宣传部专门管宣传，组织部专门管组织，都在做宣传。当时包括区委书记、区长、干事统一到下面去蹲点，做工作，有时候连看家的人都没有。
那段时间工作任务就是准备江干区的土地改革，宣传政策，物色积极分子，调査土地分配情况。刘志浩下到乌龙庙工作，在一个小学边上腾出一间房子，工作、吃饭、睡觉都在那里。
他在乌龙庙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调到市委党校学习九个月。那段时间搞“三反五反”，在江干区和艮山区镇压反革命这段时间刘志浩没参加。党校培训结束，他就留在市委宣传部了。刘志浩在杭州先后工作过“两个区、两个部、两个局、三个学校”，一直搞了30年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以后，刘志浩到了杭州市教育局，1979年到省教育厅，过了两年多到了省教育学院。
刘志浩看过杭州党史二卷，他觉得现在写党史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发扬我党的优势，现在一些干部的作风与过去领导干部简直不能比。刘志浩曾写过一篇回忆李清玉的文章。李清玉在山东跟刘志浩一起在一个县打游击，刻苦、勇敢，到了杭州以后不管在哪个单位都跟工人一起干，他在园文局当党委书记，爬树跟工人一起上。因此，有意识地宣传和弘扬党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