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州，一70岁环卫工大爷辛苦攒下15000元，这本来是自己的养老钱，不料，相识的离异带娃女子，先是哭着说家人车祸急需用钱，接着说孩子学费没着落，后来又说要后续治疗费，大爷心软，分三次，悉数借出，几乎掏空了所有积蓄。起初，女子连张欠条都没有，全凭一份信任。在家人催促下，女子虽补写了欠条承诺还款，但期限一到，她便连夜搬家和所有债主玩起了“人间蒸发”。家人后来才震惊地发现，这位看似可怜的女子，早就是法院榜上有名的“老赖”，负债累累。 张大爷（化名）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穿上橙色的工作服，拿起扫帚，开始他作为一名环卫工的工作。 张大爷的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勉强够维持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妻子早年病逝，他独自将儿子抚养长大，如今儿子已成家，但经济条件也不宽裕，张大爷便继续工作，贴补家用。 张大爷负责打扫镇上的几条街道，其中一条街旁住着一位名叫李芳（化名）的女子，李芳离异后，带着一个孩子生活，平时靠打零工度日。 张大爷和李芳并不熟络，但张大爷心地善良，看到李芳和孩子生活拮据，心里总存着一丝同情。 2025年6月，张大爷像往常一样在街上清扫落叶和垃圾，李芳急匆匆地走过来，脸上带着焦虑和疲惫，她拦住张大爷，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张叔叔，我妈妈在老家出了车祸，住院急需用钱，医院催着交费，我实在没办法了，能借我5000元钱吗？我保证尽快还你。” 张大爷一愣，他积蓄不多，但看到李芳眼里的泪水，又想起她独自带孩子的艰辛，心里一软，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第二天，他从自己微薄的存款中取出5000元，交给了李芳，李芳连连道谢，承诺等事情平息后就归还。 几天后，李芳又找到张大爷，这次她的理由更令人揪心：“张叔叔，孩子的学校要交学费，我一时凑不齐，能再借我5000元吗？我一起还你。” 张大爷心里有些不安，但看到李芳那无助的眼神，他还是同意了。 又过了一周，李芳第三次上门，说车祸的后续治疗还需要钱，恳求再借5000元。 张大爷虽然手头紧，但想着“帮人帮到底”，又凑了5000元借给她。 这样，在2025年6月期间，张大爷分三次借给李芳共计15000元，每次借钱，李芳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会尽快还款，张大爷则因为善良和同情，没有要求她立即写借条。 张大爷的儿媳妇周丽（化名）在7月底偶然听公公提起这件事，顿时觉得不对劲，觉得李芳的借款理由虽然听起来合理，但频繁借钱且没有还款迹象，可能有问题。 8月初，周丽和丈夫一起找到李芳的家，坚持要求她给个明确答复，李芳这才松口，答应写一张欠条。 8月4日，在李芳的家中，她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欠条，内容大致是：李芳向张大爷借款15000元，承诺于2025年8月30日前还清。 到了8月30日，李芳并没有如约还款，周丽多次打电话联系她，但电话总是无人接听。 9月初，周丽和丈夫再次上门，却发现李芳的出租屋大门紧锁，邻居说她已经好几天没露面了。 周丽开始四处打听，了解到李芳欠了不少人的钱，早在2024年12月就被法院列入限制消费人员名单。 张大爷知道情况后，沉默了许久，坐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低着头，手里捏着那张皱巴巴的欠条，眼神里满是失落和自责。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评价呢？ 《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 张大爷与李梅之间就三次借款分别达成了口头协议，李梅提出借款请求，张大爷表示同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之后，张大爷分三次将15000元现金交付给李梅。 尽管初期没有书面凭证，但张大爷实际交付了借款，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李梅作为借款人，负有按期偿还借款的法定义务。 在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是基本原则。 张大爷一方若要胜诉，必须向法庭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借贷关系存在。 三次借款发生时，均为现金交易，且无任何收据、录音、聊天记录等佐证，在诉讼中，如果李梅出庭并否认这三次借款，张大爷将面临举证困难。 不过，张大爷可以提供李梅出具的欠条，这是对借款事实的自认，明确了借款金额、还款期限，是完整的债权凭证。 但若李梅抗辩称欠条是受胁迫所写或内容不实或没有实际交付钱款，仅凭欠条单一证据，其证明力会受到挑战。 接下来，张大爷要对李梅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李梅偿还借款本金15000元及逾期利息。 不过，李梅已是“限高”人员，偿债能力有限，即使法院判决张大爷胜诉，在执行阶段，若经查询李梅确无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可能会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这意味着，债权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暂时无法实现，只能等待未来发现李梅有新的财产时，再申请恢复执行。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