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豆贸易的脱钩是一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战略博弈，其根源可追溯到美国对我们发起的“大豆战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们原本是大豆净出口国，但这一格局在1995年后发生逆转。这一切始于美国对我们发动的一场大豆战争。1982年，美国实现了转基因技术突破，并开始在全球搜集种子样本，特别是获取到了我们的大豆样本。通过分析我们大豆的高产和抗病基因，美国研发出转基因大豆。这种大豆凭借产量高、成本低和出油率高的优势，逐渐取代了我们的本土大豆。 为了保护本国大豆产业，我们曾采取进口配额制。然而，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我们同意取消对大豆的进口限制。这一决定使得我们的大豆产业直接面对国际竞争。美国随后通过一系列手段彻底摧毁了我们的大豆种植业。2003年，美国宣布大豆减产导致国际价格飙升，我们的压榨企业被迫高价采购大量的美国大豆。然而，当我们的企业完成采购后，美国突然又宣布大豆丰收，国际价格随之暴跌。我们企业手中的合同顿时变成了烫手山芋，退单的话，就需要支付巨额的违约金，还会被列入黑名单；硬扛的话，则意味着资金链断裂。这一涨一跌之间，我们的榨油企业只能选择破产。这一事件导致了中国70%以上的民营豆油企业轰然倒下，西方四大粮商趁机低价收购，进一步牢牢掌握了大豆的定价权。美国对我们发起的这一场“大豆战争”，真正让我们意识到：大豆不是普通的豆子，而是国际贸易中的战略筹码。 经历了2003年的教训，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大豆供给自主化道路。我们双管齐下调整战略，一方面在国内推动大豆产业复兴，扩大种植面积确保基本盘；另一方面则在海外进行布局。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大豆扩种计划”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的大豆播种面积从2021年的1.26亿亩增加至2023年的1.57亿亩，总产量由1639万吨增加至2084万吨。 与此同时，我们还与巴西展开深度合作，之所以选择在巴西扩大大豆种植，因为巴西光热充足，土地肥沃，适合大规模种植。我们提供从土地整理到收割销售的全套服务，并帮助巴西改善基础设施，修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铁路，以降低物流成本。在金融方面，我们的银行为巴西大豆出口公司提供订单融资，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这些措施不仅保障了我们的大豆供应，还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