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廖汉生中将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各大军区的岗位都已经满员了，只有新疆军区是由王恩茂一人既当司令员又当政委，还是新疆分局第一书记，一人身兼三职，比较忙碌。 廖汉生1911年出生在湖南桑植县，土家族，十几岁就跟着贺龙参加革命。从红军时期的师政委，到抗战时期的军分区政委，再到解放战争的军政委，他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特别是在西北战场，他对那片土地的地形民情都很熟悉，和当地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建国后，他担任过陆军第一军政委兼青海军区政委、西北军区副政委，1954年还当上了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组织上安排他进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深造。 两年学习转眼就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战役系这批学员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各大军区都等着要人。廖汉生心里一直惦记着西北，毕竟在那边干了多年。当时原来的西北军区在1955年已经撤销，一分为二成了兰州军区和新疆军区。兰州军区那边，司令员张达志、政委冼恒汉，都是他的老战友，班子齐整，根本插不进去。 王恩茂是1952年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的，一直主持新疆的党政军工作。到1957年这会儿，他一个人身兼新疆军区司令员、政委和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三个职务，工作负担确实很重。廖汉生就想，既然王恩茂这么忙，我去给他分担点，担任司令员，让他能腾出手专心抓党政工作。这想法挺合理，于是他找总干部部部长肖华谈话时，就直接提出了这个请求。 肖华听完没马上表态，只说需要报告上级研究。接下来几天，廖汉生看着身边同学陆续接到调令，自己却迟迟没消息。等通知终于下来，却是让他留在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这个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去新疆的事黄了，反而要留校办学。 廖汉生不是那种闷着不说话的性格，他找到彭德怀元帅，直言不讳地表示不理解。“我只在抗战时当过党校教育科长，对现代化教学真不懂。让我带兵打仗还行，办军事院校这事，我心里没底。”彭德怀给他分析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去新疆。新疆的情况太特殊，民族关系、宗教问题、边防压力交织在一起。王恩茂能稳住局面，靠的是这几年积累的经验和在当地建立的威信。特别是在推进社会改革时，别的领导想快刀斩乱麻，王恩茂却坚持稳扎稳打，先试点再推广，把复杂的南疆局面给控制住了。现在贸然调整领导班子，可能会影响工作的连续性。廖汉生虽然能力强，但刚从学校出来，对新疆当前的具体情况不够了解，两个人搭班子还得有个磨合过程。中央考虑的是维持现有体制的稳定，这才是首要任务。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让他当院长。南京军事学院当时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问题，全盘照搬苏联那套，和中国实际脱节。课堂上讲的都是外国战例，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反而讲得很少。这让从战场上走出来的将军们很不适应，不少学员把意见写成报告递上去了。学院需要改革，需要有人来打破旧框框。廖汉生和张震在学习期间就对教条主义教学提出过质疑，在学员中有威信。没办过学校反而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这反倒成了优势。 几天后，军事学院大礼堂里召开干部大会，宣布新的领导班子任命。廖汉生和张震站在主席台上，台下议论纷纷。不少人觉得奇怪，两个刚毕业的学员当正副院长，这可是头一回。廖汉生发言时没绕弯子，直接承认自己不懂教学管理，请大家多帮助。但他也讲了自己的想法：“我们的军队是怎么打赢的？靠的是实事求是，靠的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办军事院校也应该这样。我不懂教学，但我懂打仗需要什么样的指挥员。”会场响起了掌声，虽然不算热烈，但很真诚。 廖汉生在院长位置上干了三年，确实推动了不少改革。他和张震经常组织教员下部队调研，了解基层需要什么样的干部。教学内容也做了调整，增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例分析，让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每次听课他都记录问题，课后和教员讨论改进办法。学院的风气逐步转变，教条主义现象得到了纠正。 1960年一月，廖汉生调任北京军区政委，这一干就是整整七年。北京军区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任，他到任后狠抓战备训练，经常深入基层连队。他不喜欢坐在机关里发文件，更愿意到部队去看看真实情况。有一次去某部视察，他不坐指挥车，而是和战士们一起步行拉练，晚上宿营时到各个班排查看被子够不够厚、伙食好不好。这种务实作风让战士们感到亲切。 后来的岁月里，廖汉生又担任过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他还先后担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委员。对于组织上给的各种荣誉，他看得很淡。有人提议给他更高的职务，他都谦虚推辞。他常说自己就是个老兵，能为党工作一天是一天。2006年十月五日，廖汉生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