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湖南平江解放后，有一个乞丐模样的妇人，径直走进了县委大院，当门口的守

1949年，湖南平江解放后，有一个乞丐模样的妇人，径直走进了县委大院，当门口的守卫拦住她的时候，女乞丐却说：“我不是要饭的，我是来找县委书记的”。 一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还带着个十岁左右孩子的妇女，开口就要找县里的一把手，这事儿怎么听都透着古怪。 没过多久，时任平江县委书记的齐寿良走了出来。他看着眼前这对可怜的母子，温和地问道：“大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那位妇女的眼眶瞬间就红了，她激动得有些说不出话，只是手忙脚乱地从自己破烂的衣服内衬里，掏出了一个同样破旧、沾满污渍的布包。当里面的东西露出来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不是石头，也不是干粮，而是一包沉甸甸、黄灿灿的金块！足足有十六两重！ 妇女哽咽着，终于说出了一句让历史都为之动容的话：“书记，我叫朱引梅，我丈夫是涂正坤。这是他十年前让我保管的党组织经费，今天，我总算可以把它交还给组织了！” 朱引梅的丈夫涂正坤，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平江本地人，裁缝出身，却在革命浪潮中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战士。他搞过工运，参加过平江起义，在彭德怀元帅的麾下立过功。到1938年，他已经是身经百战的湘鄂赣省委书记，是我党在当地的重要领导人。 他和朱引梅，是典型的革命夫妻。两人都是穷苦出身，有着共同的理想。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国共第二次合作虽然表面上团结抗日，但暗地里，国民党顽固派的小动作从未停止。涂正坤作为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的主任，早就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他敏锐地察觉到，有些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似乎随时都可能调转方向。 1939年6月的一天，涂正坤把妻子朱引梅叫到身边，郑重地将一个布包交给她。 “引梅，这里面是组织的经费，十六两黄金。局势越来越复杂，这笔钱放在我这里不安全。你替我收好，万一我出了意外，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交还给党。” 朱引梅心里“咯噔”一下，她知道，丈夫这是在交代后事。她含着泪，重重地点了点头。这个承诺，她并不知道需要用十年的苦难去践行。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以“开会商议抗日”为名，将涂正坤等人骗出通讯处。在路上，敌人设下埋伏，突然开火。涂正坤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42岁。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不准破坏抗日统一战线！”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正在家里的朱引梅立刻意识到出事了。她来不及悲伤，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保护好黄金，保护好孩子。当时，他们的儿子涂明涛才九个月大。 她迅速将那个装着黄金的布包藏进后院的柴火堆里。几乎就在同时，特务冲进了院子，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斩草除根。一个特务抱起了尚在襁褓中的涂明涛。 千钧一发之际，房东大娘冲了出来，一把抢过孩子，对着特务怒吼：“这是我的亲孙子！你们要干什么！”特务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蒙了，以为真是抓错了人，搜查一番后悻悻离去。 朱引梅和儿子，就这样侥幸逃过一劫。 她挖出那个沉甸甸的布包，紧紧绑在身上，抱着九个月大的儿子，趁着夜色消失在了茫茫深山之中。 从那一刻起，曾经的省委书记夫人，彻底变成了一个亡命天涯的“乞丐”。 这十年里，最折磨人的并非饥饿和寒冷，而是那份随时可能被发现的恐惧，和那份无法与组织联系上的孤独。 一个弱女子，怀里揣着一笔巨款，身边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身后还有追兵。只要她拿出哪怕一小块，就能让母子俩吃饱穿暖，再也不用受这份罪。 可是，她没有。一次都没有。 就这样，她抱着儿子，从平江走到浏阳，又走到湖北通城。她的头发白了，脸上刻满了风霜，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了二十岁。儿子涂明涛的整个童年，记忆里就只有无尽的流浪、乞讨和饥饿。 直到1949年7月，解放的炮声传遍了三湘大地，平江解放了！当朱引梅听到这个消息时，这个坚强了十年的女人，抱着已经十岁的儿子，放声大哭。 天，终于亮了。 她带着儿子，回到了这个阔别已久的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县委大院，完成了那个跨越了十年生死的承诺。 听完朱引梅的讲述，县委书记齐寿良眼含热泪，紧紧握着她的手说：“大姐，这些年，你受苦了！” 组织上要给予她嘉奖和优待，但朱引梅都拒绝了。她说，自己什么都不要，只希望能恢复党籍，然后带着儿子过平静的日子。她没有把自己当成英雄，她只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一诺十年，黄金有价，但这份信仰，无价。 朱引梅的后半生过得非常朴素，甚至有些清贫。她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也几乎不再跟人提起那段往事。直到90年代，县委机关搞房改，年迈的她拿不出钱买房，有人说风凉话，她才气得说了一句：“我一辈子公私分明，不然当年那一斤多金子就不会上交！” 她的儿子涂明涛，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后来也成为了一名干部。他始终记得母亲的教诲：“要坚持原则，对党忠诚，不要争名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