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4岁的王牌特工涂作潮向党组织提出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他想要一个老

1937年，34岁的王牌特工涂作潮向党组织提出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他想要一个老婆，但是必须要满足他两个要求：第一，这个女人不能太有文化；第二，这个女人必须要有孩子……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结婚不是个人私事，尤其是像涂作潮这样的地下工作者，每一段婚姻都可能关系到一个情报站的存亡，组织很快意识到，这件事不是玩笑，几个人沉默了很久，才有人开口问清缘由。 涂作潮解释得很简短，他在上海的身份是无线电修理公司的老板，公司开在闹市，生意做得大，人手多，往来复杂，他一个人住在整栋楼里，三十多岁还未成家，周围的人开始怀疑他。 有人甚至暗地打听他的来历，一个没有妻子、没有家庭的中年男人，太容易引人注意，假如怀疑继续扩大，整个情报线都会暴露。 组织明白了他的顾虑，他要结婚，不是出于个人愿望，而是为了巩固身份，可那两个条件依然让人摸不着头绪，没文化的女人好找，但为什么一定要带孩子？ 涂作潮说得很清楚，一个带孩子的女人，最容易让人相信她的家庭生活真实，人们看见这样的组合，只会以为是一个再婚的商人，与一个普通寡妇凑成小家，没人会多问。 这番解释让所有人沉默，没人再提出质疑，组织很快立案处理，把他的婚事列入秘密任务，安排这种婚姻并不简单，必须找一个身份干净、背景可查、政治上可靠的对象。 经过几层调查，他们选中了一个叫张小梅的女人，张小梅三十岁出头，在纱厂做工，丈夫早年去世，留下一个五岁的男孩。 她没有念过书，不会写字，生活拮据，她的邻居评价她老实勤快，不多话，组织派人试探她的想法，她表示愿意再婚，只希望能找个稳重可靠的男人，能让孩子有个家，于是，安排就这样定下。 婚事没有仪式，只在中间人见证下完成，张小梅被带到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她的新丈夫名叫蒋林根，没人告诉她真实身份，她也没多问。 婚后，她照顾家庭，管好孩子，每月领生活费，她只知道丈夫做生意很忙，有时通宵不归，她听话，从不干涉。 时间一久，邻里都知道这家人的情况，男人能挣钱，女人勤俭持家，孩子懂事，外人眼里，他们是一户普通人，这样的普通，正是涂作潮最需要的掩护。 婚后的生活按部就班，白天，他修理无线电，接待客户，晚上，他在阁楼的密室里调试设备，那是他真正的工作，小小的空间里，摆满收发电机、零件和天线。 每一份密报都由他组装的电台发出，经由电波送往远方的指挥部，他的任务，是维系上海地下交通线的通讯，那时的通讯系统极其脆弱，一旦被截获，整个网络就可能崩溃。 他必须保持稳定、隐蔽、精准，这个人从不轻易出错，他出身湖南长沙的贫苦家庭，少年时做木匠学徒，那段经历让他练就了极强的动手能力。 1920年代末，他参加工人运动，被党组织吸收，组织看中他的技术底子，派他去苏联学习无线电，他不擅长理论，却肯下苦功，学不懂公式，就反复试机。 看不懂图纸，就自己拆装，靠着勤奋，他成了通信维修的专家，回国后，他负责改造旧电台，当时的设备笨重且危险，功率太高，开机就会引起电流波动，容易被敌人侦测。 涂作潮反复试验，成功把电台功率降到极低，不易暴露，还能保证信号稳定，这项改进，为无数隐蔽电台争取了生存空间。 他带出的徒弟中，有不少人成为情报战的骨干，很多次，他亲手修复损坏的设备，在几小时内重新连通上级，无线电波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随着战争升级，风险也越来越大，敌人加紧搜捕，特务组织不断渗透，上海的地下网络几次被破坏，1942年，因叛徒出卖，几个重要电台相继失联，组织下令，他必须立即撤离。 那天夜里，他接到紧急指令，销毁一切设备，准备撤走，他冷静地完成拆解，把最核心的零件埋在地板下，天亮之前，他离开了那栋楼。 没有告别，没有解释，留给张小梅的只是生活费和一封信，信上写着地址，说若遇危险，可寻“老同志”帮忙。 涂作潮撤往内地，辗转到延安，继续从事通信工作，张小梅则独自留在上海，带着四个孩子度日，一年后，组织的同志终于找到她，她被秘密接出上海，带着孩子们历经多次转移。 抵达延安，到达那天，通讯部门的人带她去见一个负责人，她看见那个熟悉的背影，确认那正是自己的丈夫，那一刻，她没有激动，也没有言语，只静静地站在那里。 重逢之后，他们继续过平静的生活，战争仍在进行，通信任务依旧繁重，涂作潮整日忙于设备调试，几乎没有休息。 涂作潮晚年仍旧工作，他把研究成果整理成册，交给后辈，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守着那台被他修过无数次的旧电台，那台机器已无法启动，却见证了他一生的使命。 最终，他和张小梅都安葬在延安郊外的墓地，墓碑上没有头衔，只有两个名字，那些隐藏在电波中的岁月随着他们的离去，成了无声的记忆。 （主要信源：传奇木匠造电台——中共无线电通讯事业创建人涂作潮．上海杨浦．20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