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黑心商人王康年将过期变质的止咳糖浆，卖给了解放军，部队发现后，责问他：为什么卖过期产品？他居然大言不惭地回复：“这有什么关系？吃了也不会死人，” 王康年站在办公桌后，说出这句话时，周围的人一片寂静，几名前来交涉的工作人员愣在那里，谁也没想到他能说出这种话。 那是1950年的冬天，解放军代表拿着一瓶变质止咳糖浆质问他，想要个解释，他却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把责任推开，空气凝固，没人再说话，所有人心里都明白，这样的态度早晚要出事。 王康年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商贩家庭，家境不算贫困，但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只有一个：赚钱最重要，父亲靠小作坊过活，母亲在家中记账。 王康年十几岁就被送到上海打工，在电台做杂务，他聪明，会逢迎，学会了跟人打交道，也学会了钻空子。 那时的上海生意人多，投机取巧是常事，他起初帮别人卖百货，后来攒了点本钱，就想自己开店，二十岁那年，他靠岳父的资助开了“大康行”，主营小百货。 没多久，他就染上了投机的习气，虚报价格、拖欠货款、空手套钱，几次被客户告上法庭，又靠人脉和谎言混过去，从那以后，他再没把诚信当回事。 战争结束后，新中国建立，市场秩序重新整顿，王康年眼见旧商人纷纷转行，觉得卖百货赚不到大钱，于是改做药材贸易，那时西药稀缺，利润高。 他又听说军队急需药品，便嗅到了机会，起初他还按规章做事，后来发现供货越急越能抬价，贪念彻底被激起。 1951年秋，志愿军后勤部门向他采购大批药物，包括消炎粉、氯霉素和外伤包，他明知道仓库里存货有限，却依旧签了合同。 为了按期交货，他开始回收旧药、分装过期药，用新标签掩盖出厂日期，有人提醒他这种药不能用，他只关心账面上的利润。 他把从军方收到的预付款全部挪作他用，用于还债和倒卖洋货，发货时只剩下一批已经发霉的库存，货物送出后，他心里并不慌。 他认为朝鲜前线距离遥远，就算出问题也查不到自己头上，他习惯用侥幸过日子，觉得这一回也不会例外。 几个月后，前线传来异常报告，志愿军战地医院陆续发现伤员感染严重，部分轻伤员高烧不退，手术后化脓恶化。 医生起初以为是战地条件恶劣，后来发现使用的药品颜色不对、气味刺鼻，拆开瓶盖，药粉结块，药片碎裂，急救包里的纱布带着霉点，检测结果显示，大部分药品早已过期。 消息层层上报，医务处连夜汇报前线指挥部，彭德怀得知情况后，立即赶赴医院，那天，战地医护将药品一箱箱摆开，编号、批次、标签清清楚楚。 彭德怀拿起药瓶检查，药液浑浊，纱布发臭，他沉着脸下令彻查，所有问题药品全部封存，连夜整理伤员名单，所有线索一并送往北京。 在场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愤怒，前线战士冒着枪林弹雨拼命，后方竟有人拿他们的命换钱，这件事引起极大震动，中央立刻下令调查药品来源。 几天后，追查结果送到华东军区，发货单位被确认是上海大康药房，调查组进驻上海，大康药房账目混乱，药品来源不明，仓库里堆着大量过期药和残次品。 外包装被重新贴上新的出厂日期，账本上货款流向异常，资金被挪用，员工中有人看不下去，主动提供证据，会计交出账簿，仓库管理员交出原始标签样本，事实迅速明朗： 王康年明知药品不合格，仍向军队供货，并私吞款项，调查结果提交到市政府和军方，银行方面也出具报告，称王康年利用同一批药骗贷，且有挪用公款行为，罪证确凿。 他的名字被正式列为重点追查对象，1952年初，公安部门将他拘捕，案件审查持续数月，王康年拒不认罪，坚持称是仓库管理疏忽。 调查人员调出发货清单，发现他多次指示手下改日期、换包装，他的亲笔批示清晰地写着“旧药重新封装”，此后，他再无辩解余地。 1953年，案件公开审理，法院门口聚满了人，王康年被押上审判席，面对的不是商业纠纷，而是军需诈骗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检方宣读起诉书，列举他从1950年至1952年期间的违法行为。 指出他直接导致大量前线伤员治疗失败，法庭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当天，群众情绪激动，那一刻，人们第一次直观看到法律的力量。 执行当天下午，他被押赴刑场，枪声响起，人群静默片刻，随后，围观的群众自发鼓掌，有人感叹，国家终于有了公正的天平。 这场案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刊登了详细报道，工商部门召开大会，通报案例，要求所有企业重新审核供货，各地药商开始自查，部分企业主动上缴库存，防止类似事件重演。 此后，国家对医药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整顿，军需物资审批程序被严格规定，每一批药都必须经过层层检测，每一份合同都需要追责签字，这起案件成为警示样本。 战士们在前线听到判决消息后，心中多了一份慰藉，他们知道，后方已经不容许再有人拿生命开玩笑，那批假药被全部销毁，供应链彻底清理，新的药品源源不断运往前线，救治伤员，支撑了无数人的生存。 （主要信源：王康年：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