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肿瘤科的同事，检查出了恶性肿瘤，没治疗，到处去旅游，两年以后走了。他说，你治

有个肿瘤科的同事，检查出了恶性肿瘤，没治疗，到处去旅游，两年以后走了。他说，你治了活两年半，不治活两年，多活半年，一直在吃药、在化疗、在痛苦，有什么意义吗？ 我是肿瘤科的医生，却是科室里唯一没有参加同事老张追悼会的人。他们说我不近人情，只有我知道，此刻正站在挪威的特罗姆瑟，替老张看着他生前最后一份遗愿清单上的极光。 两年前的立春，老张把自己那张印着“右肺腺癌晚期”的CT片插在阅片灯上，像展示一幅名画。科室晨会瞬间鸦雀无声。他笑着敲敲片子：“像不像一朵乌云？不过我这朵乌云，不准备等雨了。” 主任痛心疾首：“早期可以手术，中期放化疗，晚期我们还有靶向药......”老张慢悠悠地收起片子：“老李，你治过这么多病人，告诉我实话，我这种情况，积极治疗能活多久？” “两年半左右。” “那不治疗呢？” “......大概两年。” 老张双手一摊：“那我为什么要用半年的生命，去换无数次的化疗、呕吐、脱发和疼痛？我想体面地走完最后的路。” 他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小赵，你是我带出来的第一个实习生，帮我个忙。”本子里不是病例，而是密密麻麻的旅行计划：贝加尔湖的蓝冰、京都的樱花、撒哈拉的星空......最后一项是“极光”。 “这些地方，你替我去看看。”他说：“每个月给我寄张明信片。” 第一个月，老张在西藏纳木错。照片里他裹着厚厚的藏袍，背景是湛蓝的湖泊。他在微信语音里喘着粗气说：“小赵，海拔五千多米，癌细胞都缺氧了！”我在值班室听着，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那时我正负责一个和老张同岁的患者。那位患者选择了积极治疗，第三次化疗后感染性休克，我在ICU守了整整三天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他醒来第一句话是：“医生，我后悔了。” 老张的明信片雪片般飞来。四月他在京都哲学之道散步，而我的病人正在为白细胞过低发愁；七月他在葡萄牙吃蛋挞，我的病人因放射性肠炎禁食；十月他在新西兰跳伞，我的病人做了姑息性手术。 每次收到明信片，我都会去病房转转。那个选择治疗的病人越来越沉默，窗台上的绿萝都比他更有生机。有天他突然问我：“张医生怎么样了？”我给他看老张在撒哈拉骑骆驼的照片，他看了很久，轻轻说：“他选对了。” 老张的最后一张明信片来自冰岛。照片上他瘦的脱相，却穿着滑稽的圣诞老人服站在黑沙滩上。“小赵。”他写道，“我算过一笔账：治疗的半年里，要住院128天，打针86次，呕吐200多次，掉光头发。而我把这半年换成去了11个国家，看了47次日出日落，交了无数朋友。你说，谁更划算？” 他走的那天，我正在抢救另一个晚期患者。家属哭喊着“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做了两个小时的心肺复苏，肋骨压断了三根。病人最后还是走了，浑身插满管子，面目全非。 老张的女儿发来消息：“赵哥，爸爸睡梦中走了，枕边是你寄来的所有明信片。” 我请了年假来到挪威。极光出现的那一刻，绿色的光带在天幕上飞舞，像老张调皮的笑脸。我忽然明白，他留给我们的不是遗憾，而是一种关于生命选择的启示。 回国后，我调整了工作方式。不再盲目鼓励所有患者“战斗到底”，而是帮助他们算清一笔生命账：你想要什么样的最后时光？是躺在病床上数着输液瓶里的气泡，还是去实现未竟的心愿？ 上个月，一个和我父亲同龄的患者确诊胰腺癌。我客观地告诉他所有选择。他听完沉默片刻，问：“医生，如果是你父亲呢？” 我想起老张，缓缓说道：“我会带他去吃他最爱的馆子，陪他回老家看看，录下他所有的故事。而不是让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只记得化疗的痛苦。” 他笑了：“谢谢你，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老张的笔记本还躺在我的抽屉里，每一页都写满了对生命的理解。他教会我，医学的使命不是盲目地延长生命，而是让每一个生命，无论长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圆满。 今夜值班，窗外星光璀璨。我知道，那不过是无数个老张，在天上继续他们的旅行。 有句古语说：“渡河，一半在撑船，一半在随水流。” 面对重病，尽力而为，也要学会随顺自然。当治愈无望，安慰与陪伴就是最珍贵的良药。 我们无法选择如何生，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死亡。 正如史铁生说：“命运把我推到悬崖边，我就在此坐下，看看崖下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 面对无法治愈的疾病，最深的智慧是：从与疾病的对抗，转向与生命的和解。这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更深刻的勇气。 接受生命的有限和无常，然后，在有限的画布上，画出最饱满的笔触。 让痛苦的身体，尽量保有尊严；让剩余的时间，尽量充满意义；让告别的过程，尽量少留遗憾。

癌症不是治不治的问题，因为是癌症。它除了疼除了各种梗阻浸润，它还会大量消耗你的营养。不是你治不治的问题，是不住院你连个止疼药也开不出来！某些消化系统癌症你饭都吃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