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他不顾妻子反对，用刀划开刚出生3天女儿的后背。看着女儿奄奄一息，妻子瘫软在地。谁知，他这一举动，竟救了千万中国婴儿。 1948年夏末，北京的产房里，一场无声的危机悄然逼近。新生儿们接连倒下，皮肤下脓血肆虐，医生们摇头叹气。这病叫皮下坏疽，染上就等于判了死刑。可一位28岁的年轻医生，张金哲，面对自家刚落地三天的闺女，也陷入了同样的绝境。他手握手术刀，妻子哭着拦阻，医院领导直摇头。这一刀下去，是救命还是送命？ 张金哲这人，天津老城区长大的，1920年出生，从小就爱鼓捣机器，梦想当工程师。抗日那会儿，国家乱成一锅粥，工程学校少得可怜，他不愿去日本人开的大学，就报了燕京大学生物系，那是协和医学院的预科。入学七十多人，第一年刷掉一半，两年下来转正的只剩十六个。他硬是咬牙挺过来了，1946年毕业，当上外科医生。那时候，协和医院里头，设备简陋，医生们还得用手电筒照明做夜班。 刚入行没多久，他就碰上件揪心事。1946年夏，一个深夜，中学老师抱着个一岁丫头冲进医院。孩子喉咙堵得慌，喘不上气，是白喉闹的。得赶紧切开气管，可小儿手术那会儿没人敢碰。资深医生们围着摇脑袋，说风险太大。老师跪在地上求，张金哲只能干看着孩子抽几下，没了动静。那天夜里，医院走廊空荡荡的，他把听诊器擦干净，搁回抽屉。从那起，他就琢磨，小儿外科这块空白，总得有人填。 两年过去，1948年头，全国产房闹起了皮下坏疽。这病从产科传染，细菌钻进婴儿皮肤下，脓肿一发就扩散，红肿转紫，两三天内要命。死亡率百分百，医院里每天都有空摇篮。北京天津一带最重，医生们守着旧规矩，等脓包熟透再切，可孩子等不了。巡房时，张金哲弯腰看那些小床，空气里一股子药味混着腥气。传统疗法就是上抗生素，拖着等，可九成九都白搭。他开始翻外文书，琢磨早期切开排脓的法子。产房报告堆成山，病例蹭蹭上涨，医界急了眼，却没人敢先动刀。 说起这病，得从那年夏天说起。八月，北京热得像蒸笼，张金哲的二闺女出生，哭声脆生。护士裹好递过来，皮肤嫩得像豆腐。三天后，后背红肿起来，摸着烫手，边缘渗黄水。护士长一查，脸色变了：皮下坏疽。医院领导围上床边，商量半天，说用药观察吧，手术等于赌命。张金哲二话不说，抱起孩子回办公室。接下来的两天，他没合眼，摊开医书和笔记，铅笔划拉着解剖图，算切口和引流。窗外车声隆隆，他合上本子，走向产房。 妻子靠床头喂奶，见他进来，眼神不对劲。他卷起孩子衣襟，露出那紫黑肿块，说必须切开排脓，不然今晚就危。妻子摇头护着孩子，声音抖：医院不让，你不能这么干，她才三天。门外主任推门，拍他肩：小张，稳着点，别冒险。张金哲站直，目光过众人，挂回听诊器：我主刀。手术室灯亮堂，器械叮当。他洗手戴套，助手递棉球擦拭肿块。刀下去，两厘米口子，黑红脓血涌出，吸引器吸走粘块，盐水冲洗，针线缝合。八分钟完事，孩子脸色灰白，心跳忽闪。 妻子守窗外，手抓栏杆。孩子推出来，她腿软坐地，护士扶，她推开，爬床边摸小手。门外医护低头擦器械，门关上，咔嗒一声。术后两小时，孩子体温降，肿块退，她睁眼吮奶嘴。这成了国内头一例早期切开治愈的皮下坏疽案，打破零存活。消息传开，各地医院跟上，医生们重现那切口。婴儿哭声又起，一年里，全国死亡率从百分百掉到百分之十，不久又到百分之五。这病从此少见，产房清静多了。 这事儿不光救了自家闺女，还开了小儿外科的门。1950年，国家抓妇幼保健，建综合儿童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设小儿外科，张金哲当首任主任。从创伤感染到急腹症，他带队攻关，阑尾炎手术三十年一万五千例，无一死亡。肛肠外科也上手，诊治上万患儿。八十年代，他还管烧伤和肿瘤，团队从简陋器械起步，填补空白。退休后，每周出诊，手术台上不歇。2001年，他拿下小儿外科“诺贝尔”丹尼斯·布朗金奖，是中国头一个。 张金哲这辈子，守着医者初心，为人民健康出力。国家从积贫积弱，到如今医疗腾飞，他是那一代医生的缩影。皮下坏疽那刀，划出不只一道疤，更是民族医学的自立自强。想想看，要没这步敢闯，多少孩子没了明天。医学路长，靠的就是这份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