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冬天，那纸恢复高考的通知，是照进命运里的一缕光。我在知青点的煤油灯下翻着烂熟于心的课本，愁的是能否跃过这道龙门。 八零年毕业，国家分配了工作，“铁饭碗”端上了，心里是踏实的。可成了家，真正的“愁”才刚开头。房子是天大的事。单位房源紧得像压实的棉花。我赔着笑脸，寻人情，找领导，话在喉咙里滚了又滚，就为等一张薄薄的分房通知。那份看人眼色的难堪，至今想起，心里仍不是滋味。 女儿便是在这盼望里来的。八十年代中后期，虽不兴票证了，可工资薄。一罐奶粉、几斤苹果，都得在心里掂量又掂量。愁完吃穿，紧接着就是愁她的学业。深夜陪她写作业，看她小小的肩膀伏在灯下，我愁她能不能考上个好中学。 孩子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大了。高考那年，我比她更紧张，愁她志愿填得好不好。等她大学毕业，分配制度早已取消，看着她为一份工作四处奔波，那种悬着心的焦虑，和我当年等分房的心情竟如出一辙。 刚把她工作的心放下，又愁起她的婚事。等她成了家，我们还没喘匀气，她的孩子——我的两个外孙，就又送到了我们手上。从咿呀学语到背起书包，风里雨里接送上学，检查作业，这养育的轮回，我们仿佛又重新走了一遍。 如今，两个外孙，一个初中，一个小学。我弯腰时能听见膝盖的声响，上下楼得扶着栏杆。直到这时，我才真切地醒悟：这一生，为前程愁，为住房愁，为子女愁，又为子女的子女愁，却独独忘了最早跟着我的这副身子骨。它陪我扛过了所有风雨，我却到最后，才听见它不堪重负的呻吟。 这一生的愁，是刻进年轮里的宿命。我背着它，踉跄而行。如今停下脚步，回望来路，只见烟尘弥漫，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里，盛的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只知味道是苦的，化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