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2岁的唐怡莹与25岁的张学良发生了关系，几天后又引诱了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丈夫知晓后宣称不会离婚！ 唐怡莹，江南家学，书卷气，样貌不差，自我要求高，婚事进了王府，周围都是权贵的圈子，这算她的开始，她不打算把日子过在院子里晒太阳，也不想做个规矩太多的人，她想要的是更大的场子，更亮的灯。 1926年，她22岁，丈夫在外走动，她到处会人，张学良的名字常挂在人们嘴边，少帅，风头正劲，穿衣有样，说话利落，喜欢读书看画，见着才气的人眼睛一亮，她把一本剪报交到他手里，满页都是他的照片，桌上摊了几幅诗画，墨色清淡，句子顺滑，落款干净，这种方式，不是搭讪那么简单，更像把人往审美的台子上一搁。 两人见面几回，话不多，目光来回，场子里有风声，关系靠近又拉开，不明说，像一根线拽着。 过几天，局势变了，她靠去卢筱嘉那边，卢永祥的儿子，出身不差，穿戴齐整，进出都有车跟人，桌上的酒杯总是满的。 张学良发现她那些所谓手笔，背后有人润色，有些段落不是她的路数，他明白这段相遇不是风吹来的，是一套布好的门道，这不是情书，是套索，他收住情绪，没闹事，放在心里，很多年以后，他轻轻讲了一句，“聪明极了，混蛋透了，要不是当时太混蛋，我一定会娶她”，一句话里，评价和惋惜都在，声音不重，记忆没散。 张走开后，她没停手，盯上醇亲王府，穿的端正，走进门，说自己是女主人，进屋点东西，箱子一口口封上，宋瓷拿走，珐琅器拿走，古画卷起放箱，玉器用布包得密，账本翻了又翻，连溥仪自己收着的几样也装好，天是白的，门口有人看着，没人敢拦，她口里说是皇族安排，府里的下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拍板。 多年后有人去问溥杰，他说一句“不如让她拿走，至少还在中国人手里”，话很短，意思清楚，这批东西没回王府的库房，她也没把它们送进博物馆，她带着它们换了地方，十里洋场有一处别院，花木修剪，窗帘新换，屋里摆放有序。 她的身份在不同的人眼里有不同的名字，丈夫那边，仍旧承认这段婚姻，他说“她是我妻子，我不离婚”，这不是甜言蜜语，是一个男人要把脸面守住，溥杰对她有真心，曾经靠近，她在场，挡住了日本人安排给溥杰的亲事，那是一桩政治婚配，她的存在让事情拖住脚，她不愿意贴上伪满的名头，她把这条线按住，姿态很直。 1937年，日本人找她弟弟签离婚书，警察局长在场作证，手续办完，章盖上，溥杰松一口气，她名义上走出婚姻的门，这算是自由，走到街上看灯，空气里仍有别的力量推着人，她的脚步没有完全自己决定。 她离开北方，到了上海，船靠岸，街巷里人声混在一起，后来又去了台湾，再到香港，名字换成“唐石霞”，她坐在画室里临山水，北宗的法度，线条收放，墨色沉稳，她教学生执笔，讲石法树法，还给外国人上中文，她不再讲旧事，不提谁谁谁，不把过往当谈资。 1993年，她在香港走完这一生，89岁，医院安静，身边没有马车，也没有王府的牌匾，留下的，是成捆的画作，全部捐给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清点表一页页写清楚，没有公众声明解释往事，没有长信告白，她把话放在画里，把事留在纸上。 把前半生那些遇见与选择，那些人名与去处，她都画进山的折皱和水的转弯里，浓墨处像一段盖过的痕，淡墨处像一句没说完的话，张学良对她有那句评语，卢筱嘉离开她另起生活，溥杰曾借她的存在多撑了一阵局面，她没有去追谁，没有去问谁要答案。 她拿起画笔，日复一日，把手稳住，把心定住，她给自己找了一个安静的结尾，这个结尾不需要掌声，不需要解释，门关上，灯灭，画还在。 那个年代，街上有枪声，报纸有新政，有的人被卷走，有的人自己往前走，她不算唯一的异数，也不是一个标签能概括的人，她做过算计，也做过止步，她有时候伸手去抓，有时候把手缩回去，她的举动里有欲望也有克制。 她不像教科书里的淑女，也不像戏文里的反派，她把舞台让给自己站着，扛起后果，修补前边留下的裂缝，一层一层补，补到晚年，名字写成“唐石霞”，落款定在画角，这一笔，是她给自己的收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