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北大才女王承书扔下丈夫儿子不辞而别，丈夫张文裕翻遍北京城找不到人。1

1960年，北大才女王承书扔下丈夫儿子不辞而别，丈夫张文裕翻遍北京城找不到人。17年后，一个白发老太太站在家门口，儿子愣住了，突然冲过去抱着她嚎啕大哭。现在我儿子都上大学了，还总翻我奶奶的旧照片问，“爸爸，奶奶当年为啥走那么久啊？” 我有时候夜里躺床上，摸着她留的那本皱巴巴的笔记本，手都抖…因为当年国家要搞原子弹，她是学核物理的，组织找她的时候… 1960年的北京冬天，煤炉刚添了新煤，蓝火苗舔着炉壁，我奶奶王承书把最后一口粥推给爷爷张文裕，说去所里开个短会。 她走得急，蓝布棉袄第二颗扣子松了线头，爷爷追到胡同口只捡到半片飘落的梧桐叶。 那天后，爷爷带着我爸找了三个月，从北大物理系到中科院原子能所，连她常去的王府井新华书店都问遍了，店员说“王教授上周还来买过《铀同位素分离》，说急用”。 那会儿胡同里都传，说北大才女抛夫弃子，爷爷听了就蹲门口抽烟，烟灰掉了一裤腿也不掸。 1961年春节，我爸发高烧说胡话，喊着“妈妈给我梳辫子”，爷爷翻箱倒柜找出她留下的木梳，梳齿上还缠着两根黑头发。 再见到她，是1977年秋，我爸放学回家，看见院门口站着个白发老太太，蓝布衫洗得发白，手里攥着个掉漆的搪瓷缸——那缸子还是1956年爷爷去苏联开会带回来的。 老太太手哆嗦着摸他脸，“小宝，长这么高了”，我爸突然就哭了，书包扔在地上，抱着她腰不撒手，哭声响得邻居都扒着门缝看。 后来我翻奶奶笔记本，1961年3月17号那页写着：“文裕，小宝该换牙了吧？今天算铀浓缩公式，突然想起他爱吃的糖三角，手一抖，铅笔尖断了。” 她走那年其实不是不辞而别，枕头下压着封信，爷爷后来才在《物理学报》合订本里找到，信纸都泛黄了，说“国家要做大事，我学的东西正好用得上，等事情成了就回家”。 可这一等，就是十七年。 那些年她在西北戈壁，住的土坯房夏天漏雨，冬天灌风，笔记本里夹着干枯的骆驼刺，还有张画，歪歪扭扭的小人，一个戴眼镜，一个扎羊角辫——像极了爷爷和小时候的我爸。 我爸说，奶奶回家那天，他发现她右手食指关节肿得老高，问她咋了，她笑说“拿算盘拿的”，后来才知道，那会儿没有计算机，所有数据都是她带着团队用算盘打出来的，最多一天算坏了三把算盘。 现在我儿子都上大学了，还总翻我奶奶的旧照片问，“爸爸，奶奶当年为啥走那么久啊？” 我有时候夜里躺床上，摸着她留的那本皱巴巴的笔记本，手指在纸页上磨出毛边，跟砂纸似的，因为上面记着的不只是公式，还有1964年10月16号那天，她用红铅笔写的三个字：“响了！成了！” 我儿子翻照片时突然抬头，“爷爷，奶奶当年走的时候，是不是也像我现在等你接我放学一样，老看表啊？” 前几天收拾老房子，在煤炉烟道里发现个铁皮盒，里面是1960年的粮票，还有半块没化的冰糖——我爸说，那是奶奶走前给他藏的，他找了十几年。 现在那冰糖还硬邦邦的，我用小刀刮了点放嘴里，甜得眼睛发酸，就像奶奶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的：“文裕，小宝，甜的日子会来的，我先去趟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