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陈永贵的第一任妻子李虎妞去世后，经人介绍，昔阳县大寨村妇女宋玉林成为了陈永贵的第二任妻子，从1966年成亲到1986年陈永贵病逝，两人在一起生活长达20年之久。 那时的陈永贵，虽已是大寨党支部书记，在山西省乃至全国都小有名气，但家里突然只剩下孤零零的他和两个孩子。 组织上、亲戚们、村民们都劝他：“永贵，你不能一个人撑着，家里需要个人照应。” 当时的大寨人都知道，陈永贵是个拼命干革命的人，一天能把十几小时都泡在田里和山坡工地上，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家里按下生活的暂停键。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多方劝说与介绍，来自大寨村的宋玉林进入了他的生活。 宋玉林当时不过三十出头，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妇女，寡言少语，却做事踏实。她小时候家境贫寒，年轻时便在生产队里能挑能扛，被人称作“玉林大姐”。 她对陈永贵并不陌生——大寨村谁又会不认识这位永远冲在前头、嗓门高、干劲足的书记？但当有人向她提起这门亲事时，她却迟疑了好久。 “陈书记是好人，可我嫁过去，不是嫁个男人，是嫁进一个永远忙碌的生活。”她对媒人这样说。 媒人劝她：“忙也是他的本事，你嫁过去，家里孩子需要你，陈书记也需要你，村子里人都盼你。” 宋玉林沉默了许久，最终点了头。 1966年正月，陈永贵与宋玉林成了亲。 没有鞭炮、没有酒席，更没有铺张的仪式。两家人象征性地摆了几碗面，村党支部的几位干部在场作证。 陈永贵憨厚地笑着，略微局促，而宋玉林则红着脸站在屋角，像个遇事稳重却第一次感到慌乱的小媳妇。 结婚后的日子并不浪漫，但真实得像大寨的山土。清晨天不亮，宋玉林便起身烧火、煮稀饭。 陈永贵喝了两口便匆匆出门，赶往工地或开着永远开不完的会。晚上回来时，他疲惫得连筷子都懒得抬。 宋玉林刚嫁来时，常对着他嘀咕一句：“你一天咋就不歇呢？” 陈永贵拍拍她的手，用他一贯的语气说：“大寨的山不等我，大寨的路不等我。” 和陈永贵一起生活，是一种特殊的体验。作为村书记，他几乎把大寨村所有的事都扛在肩上。 地里缺人，他第一个抡起镢头；生产队吵架，他半夜爬起来调解；县里、省里请他汇报工作，他往返奔波。 有一年冬天，大寨的梯田修到关键阶段，大风裹着雪在山上乱刮。村里人怕他累倒，都劝他回家休息。陈永贵却说：“我不在，大家心里就没底。” 宋玉林听了，只能把热饭送到坡地上。她爬山腿都抖，见他满脸冻得通红，还要跟别人抢着干重活儿，心疼得不得了。但从来没有当着大寨人的面说一句软话。 那时的宋玉林常对邻居说：“我嫁的不是个男人，是个不用命的书记。” 虽然陈永贵常年忙碌，但对家庭的感情却浓得化不开。 宋玉林后来常说：“永贵不怎么会说好话，但他心里有家。” 孩子犯了错，她训得凶，而陈永贵总是笑呵呵说：“娃儿嘛，慢慢教。”但等她走开，他会悄悄把孩子叫过来，教他们做人道理。 宋玉林做饭做得累时，他会从后堂给她递一碗热水：“歇会儿，别累坏了。” 1960—1970年代，大寨成为全国典型。陈永贵从一个普通农民，逐步走上更高的政治舞台。外界对他赞誉与争议并存，而这些风风雨雨，也会在夜深人静时带回家里。 有一次，他从北京回来，一进门就坐在炕头闷头抽烟。宋玉林问他怎么了，他摆摆手：“玉林，不说了，累。” 那阵子他身心疲惫，饭吃不下、觉睡不好，她便每天熬点汤、煮点面，用乡下最朴素的方式帮他稳住心神。她不懂国家大事，但她懂得怎样让一个男人在风雨中有个落脚的地方。 这，就是她的智慧。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病去世。 有人劝她节哀，她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回到家里，她把陈永贵最常穿的一件旧棉袄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箱底。 村里人来慰问时，她只是淡淡地说：“他走了，大寨里少了个主心骨，我也少了个念想。” 他们这二十年的婚姻，没有惊天动地的浪漫，却用最朴素的方式证明了什么叫“同甘共苦”，什么叫“相伴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