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20世纪中叶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至今，发达国家的就业率未因

转：20世纪中叶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至今，发达国家的就业率未因科技迭代出现大起大落。以美国为例， 美国就业率自1948年至2025年平均为59.26％。最高点是2000年4月达到历史最高点64.70％，最低点为2020年4月的51.20％。2020年的低谷，有全球疫情、经济停摆的特殊因素。绝大部分年份的总就业率保持在60%左右，上下浮动不超过5%。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就业率表现相当稳定，但同期美国人口从1.4亿增长到3.3亿。也就是说，20世纪中叶的计算机信息技术革命和21世纪初的互联网科技革命，至少为美国提供了1亿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上述数据表明，“卢德主义”科技进步消灭就业的直觉，没有事实依据。在科技创新周期的“长时间段”，我们观察不到科技替代的“就业痛苦”的。而且，在近两次工业革命较为平滑的就业率数据曲线相当平滑，几乎观察不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前期十到二十年剧烈的转型阵痛。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引发大规模失业的深度忧虑。这并非AI科技勃兴的独有现象。1811年3月，一群暴动者闯入英国阿诺德的一家针织品作坊，他们的目标并非抢夺财物，而是砸毁针织机。在他们看来，机械是夺走他们工作岗位的死敌，他们被称为“卢德分子”。“卢德分子”并不是无业游民、街头暴徒，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纺织行业的熟练工匠。第一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机械化，碾碎了他们熟悉的生活。手工业行会的岁月静好难以为继，小业主和行会师傅不再是稳定、体面的身份。他们悲观地预见到自己正在隆隆轰鸣的机器“驱赶”进工厂，完成从工匠到工人的痛苦转型。这一切的确发生了，砸烂机器的激烈抗争也改变不了时代的进程。然而，碾碎旧时代的车轮并没有驶向悲剧的终点，而是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黄金时代。经历了收入下降、大量失业的10年转型，1820年出现了转机。1820-1845年，英国棉纺织品产业规模扩大，工厂员工数从10万增至150万。而且，吸纳了更多的劳动力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趋于平衡，工资收入也走出了低谷。更为重要的是，工业革命从纺织业传播到整个经济体系后，服装、食品等生活物资空前丰富，工人的购买力大幅提高。不可否认，很多“卢德分子”中的大部分人为这场时代大变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世纪初英国纺织业的手工工匠约为20余万，半个世纪后仅剩下2.3万，在150万纺织业劳动大军中微不足道。再加上其他工业部门的新增工作岗位，工业革命早期的失业潮不过是沧海一粟。工业革命重塑了整个经济体系，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释放了大量的消费需求。曾经专属于贵族的茶叶、食糖、精制肉食、家居用品，走入寻常百姓家，开启了新的经济循环。迄今为止的四次工业革命都遵循了“破坏性创造”的轨迹，旧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被打破，消灭了大量工作岗位。与此同时，更多的市场需求被解锁，传统产业重构、新兴产业崛起，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此消彼长总是伴随着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是单论经济后果，显然是得大于失。当然，仅有历史数据统计作为证据，说服力还不够。在很多人看来，AI科技革命重塑生产方式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尤其是大量脑力劳动的工作岗位都在“AI替代”的名单上，与此前的科技革命以替代“低端劳动”为主的印象大相径庭。然而，“低端劳动容易被替代”只是阶层观念投映下的刻板印象，科技替代人工的驱动力十分复杂，并不是以“高端”、“低端”为标准的。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有所体现。受机械化生产冲击最严重的，正是中高端手工工匠，新增工作岗位吸纳的反而是体力和经验均逊色的“低端劳动力”。在工业化前期，妇女和儿童大量进入机械化大工厂。这一现象深受时人和后世的诟病，尤其是童工泛滥的道义污点无可不辩驳。但是，从经济角度分析，这的确体现了机械化生产降低了产业工人的技能和体力门槛，从而增加社会总就业。黄仁勋在和马斯克的辩论中提及“放射科医生招聘不降反增”的例子，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在AI工具的帮助下，放射诊断的效率大增，对人工的从业标准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大幅扩招才成为可能。马斯克在AI替代方向上，也有大胆的预测。11月，马斯克做客Joe Rogan播客，在长达3小时的深度对谈中，他预言“AI会像闪电一样抢走所有数字化的工作，就像当年的数字计算机取代人工计算一样”。反之，任何涉及“移动原子”的事情，比如做饭、种地、实际体力劳动，这些工作会存在得更久。作为跨界AI和人型机器人的跨界大佬，他深知那些“低端体力劳动”需要的生物条件，短期内很难技术替代。AI的强大算力却能轻易替代数字化工作。这也不是马斯克个人的判断。2017年，BBC基于剑桥大学的数据体系分析365种职业在未来的“被淘汰概率”，政府基层职员在“被淘汰榜单”上与银行职员并列第五，被淘汰率高达96.8%，仅次于电话推销员、打字员、会计和保险业务员之后。降低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冲击的“痛苦指数”，关键是三大因素：增加科技红利、降低就业市场的流动成本和就业观念更新。只有增加科技红利，才能轻松地承受转型成本。第一次工业革命在19世纪初的社会动荡、收入下降、大规模失业，最终都是靠1820年后的科技红利加速释放才得以缓解。任何企图阻止科技创新的步伐，都是无用功。“卢德分子”的处境的确令人同情，但是砸烂机器并没有改善他们的处境。“卢德主义”强行阻止科技创新的举措，在后来的工业革命中反复上演。最近的例子是欧盟对互联网科技大量管制的干扰，这直接造成了欧洲互联网产业腹死胎中。今天欧元区的经济发展迟缓、经济活力严重下降，就是对当年乱踩刹车的惩罚。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美国大半个世纪经历两次工业革命的冲击，就业增长总体上保持强劲，正得益于鼓励新兴产业发展、保持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宽松的大环境。反观“保护劳动者”无微不至的欧盟，却是常年深受高失业率困扰的重灾区。在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方面，中国也有成功经验的。世纪之初，中国电商行业的崛起，对传统零售业、物流业形成了就业冲击。当时传统零售业对此如临大敌、去之后快，社会舆论也深受影响，但是整体环境保持宽松。时至今日，整个电商产业带动了6800万的衍生就业，已经成为就业支柱。不到十年，打造出1400万外卖骑手的庞大就业蓄水池，吸纳了大量制造业“挤出”的劳动力。如果没有当初就业市场的宽松环境，今天的局面不堪设想。低级数字化工作为主的基层公务员、机关职员，本就人浮于事、因人设事，巨大的财政压力下“饭碗”岌岌可危，现在还要面临AI的技术挑战，还是值得追求目标吗？被歧视的灵活就业在就业市场高速变化的AI时代将会成为主流，体力劳动职业会是躲过第一波替代冲击的“避风港”。依然执迷于“高端、低端”者，将会遭受时代的暴击。总之，马斯克和老黄的辩论、大众的关切，都不能给出AI技术替代人工的准确预测。未来不可知，宏观无法预测，但是微观的市场规律不会失效。技术能替代，市场想替代，那么替代就会发生。无分贵贱，也没有打不破的“铁饭碗”。“工作不再必要”的远景可期，但当下还是要小心选择“饭碗”。是抱残守缺逆势而动，还是尊重发展规律顺势而为，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选择。人类挺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社会转型冲击，也会挺过AI技术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无非是谁能搭上顺风车、谁又被时代的车轮碾碎的区别。于个体、于国家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