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塔尼亚胡未认罪先求特赦？孙玉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哪去了？】有些政治戏码，台词永远不会缺乏戏剧性。11月30日，内塔尼亚胡把一份长达111页的特赦请求交到了总统办公室，要求终结对他的刑事审判。他把法庭的程序说成国家的撕裂，把自己的停审说成国家的团结，请求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把个人命运从司法程序中抽出来。这一幕看起来像老戏新排：熟悉的主角、熟悉的舞台，但观众的叫声已经分成两队。内塔尼亚胡给出的理由很直白：审判分散了注意力，影响国家对外与安全事务的判断，他需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带领国家的历史性时刻。随后又引进一个国际配角——特朗普的声音，被引用为外部支持。连“割发代首”的把戏也不玩了，政治与司法在这里拥抱，权力的逻辑和法律的程序被摆在同一张桌子上，吃午餐的却不是法官而是政治考量。人们看这种场面，会不自觉去算一笔账：权力愿意让步给司法吗？司法愿意对权力让步到何种程度？反对者的回应也毫不含糊。反对党把赦免看作对法治的一次考验，要求的条件是赦免者认罪并下台。公众抗议并不只是情绪发泄，那些聚集在总统府外的人担心的是一种更基本的秩序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不是抽象道德命题，而是现代政治体系运转的轴心。若执掌国家机器的人能在程序未走完时走出一条捷径，那么制度的防护就会被慢慢掏空，市民对司法的信任将被一点点蚕食。111页的请求书并非空白，它按程序已交到赦免司，接着要等待司法部意见、总统顾问的审议，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周乃至两个月。按以色列法律，总统确有在定罪前行使赦免权的可能，但历史上这样的先例极为罕见。提到20世纪80年代的“300路公交车事件”那种特殊个案，不是为了把今天直接套上历史，而是提醒：法律制度的特殊操作，会被长时间拿来讨论与争辩，成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这出戏的另一层含义，是选举的现实。媒体和分析家普遍认为，提出赦免请求并非单纯法律攻防，而有为未来选举铺路的味道。内塔尼亚胡如果成功免于司法障碍，竞选前景自然改头换面。无论战争与外交压力如何，他的政治生命并未因此被完全剥离。民意调查显示，即便处于风口浪尖，他在部分选民中的支持度依旧保持。这让整个事件既具有法律重量，也带有浓浓的政治算计味道。当政治领袖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命运捆绑在一起，语言就变得很锋利。他说结束审判会促进“广泛和解”，这是对社会疲劳的一种安抚式话语，也是一种策略性的表述。反对派则把这类话语读作权力与责任的错位：若要和解，必须有承认与问责的过程，单方面抹去程序不会换来真正的和解。国际因素的介入为事件增添了复杂度。特朗普对赦免的建议被引用，令本应为国内宪法程序的讨论，带上跨国政治的注脚。外部声音本无权直接左右国家的司法程序，但在现实政治中，影响力常常通过外交、媒体与公众舆论显现。内塔尼亚胡把这类支持写进赦免书里，既是寻求政治正当性的佐证，也是在向国内支持者展示外部盟友的可见盟誓。无数国家的历史告诉人们，司法与权力之间的较量从来不是一场短暂的冲突，它会在法律文本、公众舆论与政治算计之间进行拉锯。此刻的特赦请求不是事件的终点，而是新的开端：法律程序将继续流动，政治街头会继续有人聚集，媒体会继续把焦点拉回法庭与选票的交错地带。当夜色降临在特拉维夫，总统府外的声音不会立刻沉寂。若总统在权衡之后做出决定，这一决定不仅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更会在国民心中刻下一道标记：在这片土地上，法律与政治如何相互制衡。观众依旧在剧场里，等着看台词写成结局；舞台上，戏还在继续，谁也不能宣称提前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