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公少年时父母相继离世，他是由4个姐姐带大的。别人是一个婆婆，我等于有4个婆婆

我老公少年时父母相继离世，他是由4个姐姐带大的。别人是一个婆婆，我等于有4个婆婆，当初结婚时4个姐姐全反对，因为我们的家庭经济相差巨大。 婚后三年的每个春节，他回姐姐家吃团圆饭，我只能独自窝在出租屋。春晚的歌舞再热闹，遥控器按来按去，暖气开得再足，墙缝里还是钻着风——桌上摆着他早上煮的速冻饺子，皮都坨在了一起。 第一次见姐姐们的场景，我记了好多年。那时刚谈三个月恋爱，他拉着我去老房子，说要让姐姐们“把把关”。一推门，四个身影齐刷刷坐在沙发上，八道目光像扫描仪似的扫过来。大姐手里的毛衣针停在半空，线团滚到脚边也没捡；二姐的计算器按得噼啪响，屏幕上的数字亮得刺眼；三姐跷着腿翻时尚杂志，哗啦一声翻过一页；最年轻的四姐抱着胳膊，嘴角撇着：“这身裙子挺眼熟，七浦路淘的吧？” 我攥着衣角没敢说话。那天的清蒸鲈鱼是我凌晨五点去菜市场挑的，鱼鳃鲜红，眼睛亮得像星星。可二姐夹了一筷子就放下：“鱼眼没凸，不新鲜。”饭后他要洗碗，三姐一把拉住：“男人进什么厨房？”我只好系上围裙，在她们的注视下，把碗洗了三遍，洗洁精泡沫漫过手腕。 转折发生在超市的货架后。那天我推着购物车，迎面撞见二姐带着外甥。我赶紧躲到薯片桶后面，听见二姐说：“不好好读书，以后就像有些人……”外甥奶声奶气问：“像谁呀？”二姐冷笑：“像那些想靠结婚攀高枝的。”薯片桶硌得我后背疼，购物车里的鸡蛋差点滑出来。 你说，当年那些冷眼和嘲讽，真的只是因为钱吗？后来我才知道，三姐翻杂志时，手指总在“原生家庭”那篇文章上摩挲——她们怕的不是我穷，是怕捧在手心里的小弟，被生活磋磨得忘了怎么笑。毕竟从他十五岁起，就是四个姐姐轮流帮他洗校服、开家长会，连他第一双皮鞋，都是大姐用三个月工资买的。 真正让坚冰裂开缝的，是他急性阑尾炎手术那天。我在手术室外守了六个小时，麻药过后他吐得厉害，我顾不上换衣服，蹲在床边用棉签给他擦嘴角，垃圾桶里堆满了带血的纱布。凌晨两点，大姐匆匆赶来，看到我衬衫上的污渍，突然转身下楼。再上来时，手里提着保温桶：“炖了点鱼汤，你……你也喝点。”那是她第一次正眼看我，眼里的红血丝比鱼汤还浓。 彻底融化隔阂的，是我父亲病重那年。老家医院说要动大手术，押金就得十五万。我急得满嘴燎泡，夜里偷偷哭，他听见了，第二天就把一套房子挂到了中介——这事很快被三姐知道了。我以为又要挨骂，没想到第三天，二姐的电话打了过来：“把病历发我，我联系了华山医院的教授。”紧接着，四姐的微信转账到了：“五万，先拿着，不算借的。” 手术那天，四个姐姐全来了。大姐在走廊里攥着我发抖的手，指腹的茧子蹭得我手心发烫：“别怕，我们都在。”二姐戴着眼镜和医生讨论方案，笔记本上写得密密麻麻；三姐抱着缴费单跑上跑下，高跟鞋敲得地面噔噔响；四姐最细心，蹲在床边给我爸擦脸，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同病房的阿姨羡慕：“老张家四个女儿真孝顺。”我爸抹着眼泪说：“是亲家那边的姑娘们啊。” 现在每周家庭聚餐，我成了“五妹”。大姐教我烧红烧肉，冰糖要熬到琥珀色才行；二姐送我的中级会计证礼物是支万宝龙钢笔，笔帽上刻着我的名字；三姐总拉我去恒隆：“女人嘛，总得有件撑场面的大衣。”四姐最逗，抱着她儿子说：“当年要对你不好，你可别教坏我家宝贝！” 上个月全家去杭州，泛舟西湖时夕阳正暖。大姐突然说：“其实爸妈留的那两套房子，早该过户给小弟。”我剥了瓣橘子塞进她嘴里，甜汁溅在她笑纹里：“姐，房子哪有亲情贵重。”船晃了一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四个姐姐相视而笑，湖面的金光碎成一片，像撒了把星星。 昨天手机震了四次，打开一看，四条微信内容一模一样：“周末家宴，不许点外卖！”窗外的银杏叶黄了，风一吹，簌簌落在窗台上。我想起刚结婚时那个孤独的春节，再看看桌上二姐送来的酱鸭、三姐烤的蛋糕、四姐泡的龙井——原来亲人就像这茶，初尝有点涩，慢慢品，都是回甘。 这四个“婆婆”啊，现在天冷了催我加衣，下雨了送伞到公司，比亲妈还啰嗦。你说，这滋味，是不是比那两套房子还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