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谷建芬通知那英:“快到录音棚来一趟，试首歌。”那英乐颠乐颠的就去了。到那一看这歌真不错，准能火，没想到，录完小样谷建芬对她说:“回去吧！”转头就把这歌给了毛阿敏。在那英还是个愣头青的年纪，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恩师谷建芬眼里会落下这么一句“响亮”的评价：“长了一副好嗓子，配了个狗脑子。”这句话糙理不糙，既像是恨铁不成钢的敲打，又透着一股自家大人才有的亲昵与无可奈何。这种“直球”式的师徒相处模式，还得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流行音乐刚刚萌芽的特殊关口。那时候，多少人视通俗歌曲为洪水猛兽，觉得是“靡靡之音”，偏偏已经在歌舞团待了大半辈子的谷建芬不信这个邪。在拉丁美洲游学了几个月，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回国后她非但没有随大流搞批判，反而顶着巨大的压力干了一件让人看不懂的事——办声乐培训班。那个年代办班，旁人眼里那是奔着捞金去的，可谷建芬倒好，为了这群毛头小子，她不但自掏腰包砸了五万块钱把架子搭起来，甚至定了个离谱的规矩：不收学费，反倒给学生发钱。一个月45块钱的伙食补助，外加请最好的专家来讲课，就为了让这帮爱唱歌的孩子能有一口饭吃，能安安心心地琢磨音乐。就在这间不为赚钱只为“种树”的小教室里，聚齐了日后撼动中国乐坛的半壁江山：刘欢来了，孙楠来了，当然，还有那个日后让她欢喜让她忧的毛阿敏和那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英心里头是憋着股劲儿的，总觉得老师偏心眼。这种“不平衡”并非空穴来风，毕竟当年的毛阿敏实在是太耀眼了。作为谷建芬最先挖掘的“大弟子”，毛阿敏身上那种端庄大气的范儿，特别对老师的胃口，早在1987年，谷建芬就带着毛阿敏远赴南斯拉夫，在那场国际音乐节上，谷建芬像个保姆一样管着吃喝拉撒。最终看着爱徒凭着《绿叶对根的情意》拿回了中国通俗歌曲在国际上的第一个大奖，那时候的毛阿敏，在谷建芬心里跟亲闺女没什么两样。相比之下，那英的入门就显得有些“草率”，起初是因为一张录制粗糙的卡带差点被拒之门外，后来谷建芬还是去现场听了一嗓子，才被那个独特的声线打动，进了师门后，那英那火爆脾气更成了“刺头”。最著名的一次冲突，大概要数录小样事件，有一天谷建芬招呼那英进棚试歌，那英满心欢喜，唱完觉得这歌写得太好了，指定能火，谁知转过天来，她却发现这首《烛光里的妈妈》还是被交到了毛阿敏手里。那一刻那英气得直接摔了谱子，觉着老师就是偏爱大师姐，可站在谷建芬的角度，艺术这东西容不得半点沙子。她在意的不是谁跟自己更亲，而是谁的声音更合适，那时候的那英，嗓门亮、爆发力强，却唯独缺了一点细腻和入味，这种细腻恰恰是毛阿敏的杀手锏，为了磨一磨那英这咋咋呼呼的性子，也为了等待一个更契合的时机，谷建芬选择了冷处理。好饭不怕晚，等到那英真的沉下心来，谷建芬手里那首为其量身定制的《青青世界》就把她送上了春晚的舞台，后来的《雾里看花》更是让她红透了半边天。多年后回看，这哪是什么偏心，分明是因材施教的良苦用心，对此，谷建芬也没避讳，直言那时候觉得那英唱得不够细腻，需要沉淀，好歌给合适的人，这是对作品负责，也是对学生负责。这帮在舞台上风光无限的“天王天后”，下了台在谷建芬面前，永远是那群长不大的孩子，这份情谊在2016年显得尤为珍贵沉重。那一年，对于谷建芬来说是黑色的，老伴走了，没过几个月，小女儿也因病离世，短短不到一年，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亲人接连撒手人寰。那时候的谷建芬已是古稀之年，精神世界几近崩塌，患上了抑郁症，每天靠药物维持，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写不出任何东西了，生命仿佛在那一刻按下了暂停键。就在这至暗时刻，是当年那帮拿着45块钱补贴的学生们，像儿女一样围拢了过来，每逢过年过节、老师生日，那英、毛阿敏、孙楠、解晓东、李勇、苏红这些名字便不再是发光的明星标签，而是一个个回巢的孩子。他们推掉繁忙的通告，挤在老师家里的饭桌旁，也不顾及什么形象，陪着老太太吃饭、聊天、开怀大笑，这种热闹的人气，一点点驱散了屋子里的冷清和心里的阴霾。在那英这帮“皮猴子”的陪伴下，谷建芬慢慢走出了那段灰暗的日子，即使如今年近九旬，她依然没丢下笔，那些从生活缝隙里生长出来的旋律，依旧是她生命中最坚实的支撑。回过头看，当年那个只会摔谱子的倔丫头，如今也成了不仅会说话直、心眼也实的贴心人，谷建芬当年种下的那些桃李，在几十年风雨后，最终成了为她遮风挡雨的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