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出身农村，我公公在一个公社当书记十多年，当我丈夫上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我公公已经是县政府的农委主任，下面联系好几个农业相关口的局，曾经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他们县里，也是一个很有知名度的人。虽然如此，我丈夫家除了公公是城镇户口外，家里其他人都是纯农村户口，住在乡下。我丈夫的两个哥哥，都依靠自己努力，摆脱了农民身份，到外地站稳了脚跟。按照公公的意思，两个儿子都已经不在身边，就想让我丈夫接替他顶班，不要考大学了，将来身边好有个照应。可是，我丈夫当时年轻，不懂老人意思，执意要考大学。 我公公这辈子，在我们县也算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从公社书记到县政府农委主任，干了十多年，手底下管着好几个农业口的局，还去过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可老家的户口本上，除了他那页盖着“城镇户口”的红章，我们婆家人，包括我丈夫，都是实打实的农村户口。 两个大伯哥早就靠自己闯了出去，一个在南方开工厂，一个在省城当老师，过年才难得回趟乡下。 老家堂屋的土坯墙上，还贴着他当年参加会议的黑白照片，相框边角磨得发亮，照片里的人穿着中山装，胸前别着钢笔，眼神里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笃定。 我丈夫上高中那年，正赶上要考大学，公公突然把他叫到煤油灯底下。 “别考了，”公公吧嗒着旱烟，烟圈在灯光里打了个转，“我这位置，过两年你顶班，县里上班，离家近。” 他以为小儿子会懂——两个大儿子像风筝一样飘远了，线攥在手里都快没了温度，他想留个能天天看见的人，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在灶房里递双筷子。 我丈夫当时十七岁，心里揣着大学梦，满脑子都是书本里的“外面世界”。 他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红薯稀饭，米粒粘在碗边，半天没抬头：“爸，我想考大学。” 公公的烟杆“咚”地磕在桌角，烟灰撒了一桌子：“大学毕业又能怎样？我这农委主任，多少人盯着！” “可我想自己考。”他声音不大，却像块石头，沉在煤油灯的光晕里。 那时候他哪懂啊？ 只看见“顶班”两个字像道墙，挡住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光；却没看见父亲捻灭烟头时，指节捏得发白——两个哥哥寄来的奖状贴满了东墙，可空荡荡的老院里，风穿过屋檐的声音，比奖状上的金字还亮。 后来我问他，后悔过吗？ 他说不后悔考大学，但后悔那天没抬头看看父亲的眼睛。 老人一辈子要强，从不说“我怕孤单”，只会把牵挂裹进“顶班”“稳定”的壳里，像把核桃塞进孩子口袋，以为那是最好的干粮。 他到底还是考上了大学，走的那天，公公没去送，只让我婆婆塞给他一沓皱巴巴的零钱，里面有毛票，有角币，还有张崭新的十元纸币。 车开的时候，他从后窗看见父亲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背比照片里驼了些，风把他的衣角吹得飘起来，像面没人收的旗。 现在我们也有了孩子，每次送孩子去外地上学，他总要站在校门口多看会儿，直到看不见人影才转身。 我知道，他是想起当年那个煤油灯底下的夜晚了——原来长辈的“安排”，从来不是要捆住你的翅膀，是怕你飞远了，忘了回家的路。 前阵子回老家，堂屋的灯换成了节能灯，亮堂堂的，照得墙上的照片更清晰了。 他站在照片前看了很久，突然说：“爸那时候，是不是也在这灯光下，想了一夜两个哥哥在外地的日子？” 我没说话，只是觉得，这屋里的光，和当年的煤油灯一样，都照着些说不出口的牵挂，在岁月里慢慢温成了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