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被誉为“山西第一美女”的侯冬娥，被日军拖进了炮楼。那一夜，50多个鬼子像野兽一样扑向她。当她九死一生回到村里时，迎接她的不是同情，而是乡亲们的唾沫星子：“看，那个从炮楼里出来的脏婆娘！”然而，她只回了一句话，全村人当场就哑口无言了…… 1994年的那个寒冷春天，山西盂县一座破败透风的窑洞里，一位被邻里视作"灾星"的老人孤独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走的时候，她手里死死攥着一张泛黄的旧相片，那是她结婚时的模样——梳着麻花辫，眼里的光亮得惊人。那是曾经艳压十里八乡的"盖山西"，也是后来人人避之不及的"炮楼肉票"。她至死都没闭上眼，因为她等了一辈子的那句道歉，那个名为"日本政府"的庞然大物，始终没有给她。 时间回溯到12年前的那个秋天，一位名叫张双兵的乡村教师路过一片庄稼地，看见一位老太太举止怪异：她不是蹲着或弯腰干活，而是整个人跪在冰冷的土地上割谷子。 这一跪，不是因为虔诚，是因为她的腿根本直不起来。那宛如来自炼狱的烙印，是残酷过往刻下的深沉记号，带着无法言说的伤痛与沧桑，于时光中隐隐透出令人心悸的气息。 这位老妇人叫侯冬娥，15岁的她嫁入高庄村李家时，那份水灵让全村人看了都眼热。可美貌在乱世里，往往是一道催命符，更是一场巨大的道德绑架的开始。 日军的炮楼如同一枚毒钉，狠狠楔入高庄村的边缘，似是要将这村庄的生机全然扼杀，那狰狞模样，令人心生愤懑。伪村长郭孟娃为了保住自己的女儿不被祸害，把侯冬娥的名字填进了那张沾血的供状，亲手将她推向了深渊。 被日军伊藤小队拖进炮楼后的遭遇，即使是几十年后张双兵听来，也感到脊背发凉。目之所及，唯有纯粹的暴虐肆意横行，似汹涌恶浪，将一切美好无情吞噬。发军饷的那个夜晚，成了侯冬娥一生的梦魇，五十多个早已被酒精烧坏脑子的日本兵，排着长队在那间逼仄的窑洞里轮番施暴，一直折腾到天色惨白。 她不是没想过死。摸到了碎瓷片，想往手腕上划，可鬼子的一句话把她定住了：“你敢死，我们就抓十个村里丫头来顶账，再把你全家填坑！”为了家中瘫痪的公公、瞎眼的婆婆，还有那份如果不活着就会连累更多人的恐惧，她只能把命这条烂绳子死死咬在嘴里。 一百多天后，她被当作废弃的垃圾，用箩筐抬着扔回了村口。那时她已不成人形，下身溃烂，回家时看到的却是襁褓里已经被活活饿死的小女儿。家里为了赎她，东拼西凑了一百五十块大洋，好不容易把人弄回来，却发现更绝望的事还在后头——她怀孕了，怀的是仇人的种。 在这个封闭的村子里，没人关心她的痛苦，只关心那是不是"孽种"。侯冬娥像疯了一样折磨自己，她搬巨石、挑重水、专门在最陡的山路上砍柴，用极端繁重的体力劳动生生逼掉了肚子里的孩子。孩子没了，大出血也要了她半条命，更剥夺了她再次做母亲的资格。 可最刺骨的一刀，是来自她日思夜盼的丈夫。抗战胜利后，李双喜从前线回来，进门第一件事不是安抚，而是带回了一个年轻女人，并冷冷地宣判：“你被日本人糟蹋过，脏了，儿子我带走，你我没关系了。” 那一刻，她替全村女人挡下的罪，成了丈夫休弃她的理由。 村里的风言风语比刺刀还利索，在井台边、晒谷场上，人们当着她的面吐唾沫，叫她“炮楼里的破鞋”，甚至连她后来辛辛苦苦供养到读书成人的养子，也受不了同学的指指点点，在一个愤懑的下午摔门而去，留给她一个决绝的背影。 忍无可忍之下，这个被践踏了一辈子的女人，终于在一次晒谷场的围攻中爆发了。她把扁担狠狠摔在地上，嘶哑着嗓子吼出了那句压在心底多年的话：“要不是我进炮楼，那天被鬼子抓去糟蹋的，就是你们的亲闺女、你们的亲媳妇！我是在替你们受罪，你们这时倒嫌我脏了？” 这句话像一声惊雷，把那些只会嚼舌根的嘴全都堵住了。平日里高高在上的村民们，一个个低下了头，没人再敢吭声。 晚年的侯冬娥住着最破的窑洞，守着昏暗的油灯，为了几分钱的生计纳鞋底直到手指流血。直到张双兵的出现，才撕开了这道陈年的伤疤。1992年，于张双兵的鼓舞之下，她毅然成为中国大陆首位有勇气站出来，公开控诉日军性暴力恶行的受害者，以无畏之态直面那段惨痛历史。她解开衣襟，把身上那些甚至无论用文字如何描述都显苍白的伤痕——枪托砸的坑、烟头烫的疤，一一展示给世人看。 那之后，这位曾经连路都走不稳的老人，拖着那双被战争摧毁的病腿，先后多次远赴日本打官司。每次在东京地方法院那漫长的台阶上挪动时，她的膝盖骨都在咔咔作响，每一步都是钻心的疼，但她眼神里的光，竟和那张结婚照上的少女重叠了。 只可惜，正义总是迟到太久。直到她去世的2007年之前，那场漫长的诉讼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她走得太早，带着满腔的“我不甘心”，孤零零地死在了那个见证了她后半生凄凉的土窑里。 墓碑立起，上面只有简简单单的一行字，似乎想抹去她这辈子的风波。但在那片黄土之下，掩埋的不仅仅是一个名为“侯冬娥”的苦命女人，更是一段还没等到说法的血色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