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老师突然问到：“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脱口而道：“我从书上看过，大概1000万度。”费米听完批评他：“你这样是不行的！” 这句话落进了李政道的心里。那一刻开始，李政道意识到，科学不靠背诵，科学要靠推到最后一步的计算。 费米没有马上放下这个问题。为了让年轻的李政道明白“自己算”的意义，费米把整整一周的时间都压出来，和李政道一起制作了一把长长的计算尺。 他们站在芝加哥大学昏暗的办公室里，一段一段地推公式，刻度反复核对。几天后得出的数字仍然是那本书上的1000万度，这个结果让李政道脸红，却又让他在心里生出一种重生般的踏实。 这一段经历在1956年忽然找到了去处。那一年，杨振宁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李政道连续讨论弱相互作用的难题。 那段日子里两人几乎每天都在对比实验数据，翻阅历史论文，找问题里的漏洞。弱相互作用的混乱让许多物理学家头疼，但李政道越研究越觉得，旧概念里的“宇称守恒”根本没有人真正验证。 他把当年费米那番话再次记起，反复算衰变可能的结果。杨振宁更敏捷一些，两人合在一起，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缝里，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的想法。 发表论文那天，李政道很平静，却也隐隐觉得物理学界会被推上一条新的路。 果然，1957年吴健雄在美国国家标准局做出的钴‑60 实验直接验证了宇称不守恒。世界各大实验室的记录像雪片一样传来。瑞典皇家科学院那一年的评审里赫然写着：这项理论改变了现代物理的结构。 颁奖台上，31岁的李政道站得很直，他心里想起的不是荣誉，而是那个被费米批评的春天。 这些成就并没有让李政道远离故土。1972年他第一次回到中国，看见科学教育的现状心头发紧。实验室设备老旧，人才断层明显，年轻学子渴望上升却缺乏平台。 他在北京访问期间，提出要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才培养体系。 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成立。李政道参与方案讨论，希望把天赋特别突出的少年送上科学道路。 再往后，恢复高考带来了大学生，但培养博士生的通道不顺，他又提出一个更大的计划，培养能与世界对话的物理学群体。 于是1979年，CUSPEA计划启动。每一名报名的中国学生都要经历严格考试，再由美国教授匿名审卷。那几年李政道常常自己掏钱寄材料，忙得连家里人都不清楚他到底在推广什么。 这个项目坚持了十年，送出915名学生，其中后来成为院士、科学机构负责人、国际大奖获得者的多达数百人。 随着国内博士教育逐渐恢复，科研体系仍缺独立成长的空间。李政道在1980年代数度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也多次向国务院建议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84年博士后制度正式实施，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中国科研生态开始稳定成形。这些制度后来成为无数青年学者能够独立做研究的起点。 晚年的李政道从纽约搬到旧金山，身边陪着儿孙。他经常拿着旧笔记本翻看几十年前的推导，也爱画草木和海边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