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前，南京百姓为何不撤退？是时候告诉大家真相了！ 1937年12月的南京，明城墙的砖缝里还嵌着秋末的枯叶，城外日军的炮声却已像闷雷般滚过紫金山。城里五十多万百姓站在街头，看着挑着担子的货郎匆匆走过，却很少有人知道，自己脚下的土地即将变成人间炼狱。 下关江边，船工周老四蹲在刚修好的渡船旁抽旱烟。前一天有士兵来通知，所有民船要“集中管理”，他摸着船帮上刚刷的桐油，想着开春就能多接几趟活。可第二天一早，就见几个当兵的提着煤油桶过来，火一点，他的船就成了一团火球。 “那是俺爹传下来的船！”周老四红着眼冲上去，被一个戴钢盔的士兵用枪托砸在额头上，血顺着眼角流进嘴里，又咸又腥。 城里的小学教员李淑珍拿着当月十五块银元的工资，去下关码头问船票。售票窗口的牌子上写着“统舱票120元”，她手里的银元在布包里沉甸甸的，却连十分之一都不够。街边卖茶叶蛋的王婆婆数着铜板叹气，三个蛋挣的钱刚够买两盒火柴，“这票钱，俺卖十年茶叶蛋也攒不够。” 唐生智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讲话，说要“与南京共存亡”，可他家的小火轮正停在秦淮河僻静的河湾里，妻子儿女早已收拾好细软。他下令凿沉民船时说“防止资敌”，却没算过这些渔船、渡船是江边百姓活命的根本——城破了，这是他们唯一能漂在水上的东西。 家住城南的张大爷每天听广播，里面总说“我军大捷，日军溃退”。巷口的布告栏上贴满“死守南京”的告示，红墨水印的大字看着就踏实。他把过冬的棉被晒在院里，想着等仗打完了，就去下关码头拉黄包车，“首都嘛，那么多兵守着，能有事？” 下关码头的警戒线拉得老长。穿皮大衣的商人揣着金条，被卫兵点头哈腰地请上船；穿中山装的官员拿着盖红章的公文，径直走过跳板；只有拖家带口的百姓挤在码头外，有的抱着孩子跪在地上求，有的把银镯子往船员手里塞，可船舷边的卫兵只认通行证，枪栓拉得哗哗响。 有人后来问：“当时不会往乡下跑吗？”可南京的公路早被军队卡车占满，铁路只发“军政要员专列”。家住鼓楼的木匠老王试过推独轮车带家人出城，刚到挹江门就被拦下，“军事管制，百姓不许通行”，他眼睁睁看着装满箱子的轿车从身边开过，车牌上印着“京A”。 那些说“为什么不跑”的人，没见过乱世里底层百姓的难。有钱人11月就坐火车去了武汉，教会的外国人拿着“安全通行证”登船，连城里的警察都悄悄把家眷送走了，留下的都是走不了的——拉车的、卖菜的、修鞋的，他们不是不想跑，是没路费、没船、没门路。 那点“侥幸心理”，哪是傻？是对国家最实在的信。信首都的城墙厚，信广播里的话真，信布告上的字算数，就像黑夜里走路的人，总得信前面有灯。这种信不是愚昧，是战乱年月里，普通人对国家最后的念想。 城破那天，周老四的渡船早成了黑炭，李淑珍的工资还没攒够船票钱，张大爷晒的棉被还在院里。他们不是不跑，是跑不了。 这真相，比任何眼泪都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