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普渡大学决定拒招中国留学生，做出这项决定的是该校校长蒋濛。蒋濛出生于天津，在香港长大，后移民美国，2023年出任普渡大学第13任校长。 1977年生于天津筒子楼的蒋濛，11岁随父母赴香港投靠祖母，在天主教小学重读五年级时，他每天清晨五点起床背诵粤语童谣，半年后以全优成绩考入香港名校皇仁书院，1995年以“十优状元”身份获得赴美留学资格。 斯坦福大学8年连读本硕博，普林斯顿最年轻正教授，2017年执掌普渡工程学院，2023年成为该校第13任校长——这段堪称“美国梦范本”的履历，却在2025年因对华政策急转直下而充满争议。 作为移民二代，蒋濛的选择充满现实考量，普渡大学70%的科研经费来自联邦政府，其中不乏NASA、国防部的敏感项目。 2025年3月，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委员会要求普渡提交中国学生的“全维度数据”，包括实验室项目、资金来源甚至本科母校。 蒋濛团队不仅在48小时内交出50页报告，更在随后的内部会议中强调：“我们必须成为合规典范。” 这种姿态，让普渡从“中国学生的摇篮”变成了“政策试验田”——2024年中国本科新生仅14人，较十年前暴跌98%；2025年秋季，100余名已获录取的中国研究生被临时取消资格，理由栏写着“行政决定”。 而且普渡的“拒招”并非一刀切，而是精心设计的“程序规避”，管理层通过院系例会、私下谈话等非书面形式传达导向，要求招生委员会“在初审阶段减少中国学生材料的通过率”。 一位工程学院教授透露：“以前我们会给优秀中国学生‘保底录取’，现在必须在推荐时标注‘需谨慎’，否则研究生院会直接打回。” 这种操作既避免了《民权法案》的法律风险，又将歧视性后果转嫁给基层教员。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2024年普渡中国研究生占比从2019年的18%降至10.8%，而印度学生占比升至22%。校方在给国会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中国学生在STEM领域的集中度”，却回避了一个事实——普渡工程学院70%的博士生奖学金来自校企合作，而非联邦经费。 这种“选择性合规”，本质是用中国学生的权益换取政治安全，蒋濛在2025年校友会上直言：“普渡的使命是服务美国国家利益。”这句话，让他从“华人骄傲”变成了留学生口中的“黄皮白心”。 普渡与中国的渊源可追溯至1904年，首位中国留学生王丰镐从这里走向铁路建设，百年间，邓稼先在此奠定核物理基础，胡佛水坝的图纸上留有普渡工程师的印记。 直到2013年，该校中国本科生仍达3004人，占国际生总数的45%。 但2018年后，随着美国对华科技战升级，普渡的态度逐渐转向。 2022年，该校取消与清华、中科大的联合实验室；2024年，禁止中国学者参与联邦AI项目；2025年的隐性禁令，彻底切断了中国学生的上升通道。 蒋濛的矛盾在此凸显：他推动普渡与台湾高校的半导体联合培养计划，却终止与大陆高校的所有学术交流；他在公开演讲中缅怀“普渡的中国先驱”，私下却要求院系“减少亚裔面孔”。 这种分裂，源于他对自身定位的焦虑——作为少数族裔校长，必须用更激进的“忠诚证明”巩固权力。一位接近校方的人士透露：“董事会曾暗示，对华强硬是蒋濛坐稳位置的关键。” 普渡的转向，也撕开了美国留学的残酷现实，2025年，UIUC中国学生录取率降至5.2%，CMU工学院取消“中国学生专项奖学金”，NYU的RD轮次中，中国申请者的waitlist率高达67%。 这些变化背后，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深层调整——从“利用人才”转向“防范风险”。 中国学生曾经的“保底校”，如今成了需要“政审”的敏感地带。 最受伤的是那些怀揣学术理想的年轻人，2025年被普渡取消录取的学生陈雨桐回忆：“我凌晨三点收到邮件，说‘基于国家安全考量’。 可我的研究方向是农业基因改良，和国防毫无关系。”这种无差别排斥，让美国大学的“学术中立”神话破灭。 正如普渡退休教授詹姆斯·库克所言：“我们正在用政治滤网筛选学生，这比麦卡锡主义更隐蔽，也更危险。” 蒋濛或许不会想到，他的决定正在改写两代华人的命运：祖父辈放弃美国优渥生活回国建设，孙辈却要用拒招证明对美国的忠诚。 这种历史的吊诡，映照出全球化退潮期的个体困境，当普渡的钟楼不再为中国学生敲响，当邓稼先的铜像旁鲜有同族身影，那些曾被视为“桥梁”的华裔精英，终究成了筑墙的砖石。 而这场始于普渡的隐性排斥，正在重塑整个美国留学的未来图景——它不再是梦想的彼岸，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险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