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为何一再避免交手川军？4万人围攻108小时，竟抓不到一个俘虏 抗战史上有个

日军为何一再避免交手川军？4万人围攻108小时，竟抓不到一个俘虏 抗战史上有个疑问。装备精良的日军，为啥总避开一支穿草鞋、扛土枪的部队？ 1938年滕县战场，答案揭晓。4万日军带着飞机坦克，围攻川军108小时。战斗结束，日军发现，阵地上的川军要么战死，要么自尽，一个俘虏都没抓到。 这支装备落后的部队，凭啥让侵略者怕？答案，藏在川军出川抗日的悲壮经历里。 1938年3月，津浦路防线告急。滕县是徐州北大门，一旦失守，徐州就没了屏障。 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陷入困境。二线防御还没布置好，只能急调川军22集团军增援。他只下了一句命令：“务必死守，等待增援。” 没人比李宗仁更清楚这命令的残酷。22集团军刚在山西打了40多天仗，伤亡过半，凑起来不足2万人，重武器没几件。对手是日军精锐第33旅团，4万人马，陆空火力齐全。 122师师长王铭章接令，没有半点犹豫。他召集官兵说：“滕县是国家门户，我们撤了，台儿庄防线就完了。” 他定了死规矩：“从今天起，我和大家共存亡。没有我的手令，谁都不准出城，违者就地正法！” 滕县百姓已经自发集合。他们不管川军“不接受馈赠”的规定，主动烧茶送水、抢修战壕。有人组织担架队，在阵地间来回运送伤员。这份军民情谊，成了川军最坚实的后盾。 3月9日，日军没做试探，直接发动总攻。飞机大炮猛轰，滕县古城多处损毁。 外围阵地反复争夺。川军士兵靠着简陋战壕，跟日军死拼。一个阵地失守，驻守的川军往往全部殉国。 日军摸清守军兵力空虚后，转头主攻滕县县城。外围川军被迫回援，把县城当作最后防线。此时守城兵力只剩3000多人，除去伤员，能作战的不足2000人。炊事员、马夫都拿起武器，加入战斗。 没人想到，这支曾被阎锡山骂“土匪军”、被程潜拒之门外的部队，会爆发出这么强的战斗力。 一年前川军出川时，名声很差。军阀混战留下的坏印象还在：纪律松散、单兵战力弱。不少士兵是“双枪兵”，面黄肌瘦，行军背着雨伞、茶壶，看着不像军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一切变了。刘湘第一个通电全国，请求出征抗日。他说：“我们的民族要亡国灭种了，川军要为国家尽忠。”这句话，唤醒了川军的家国情怀。 成都少城公园的出征仪式上，刘湘的演讲传到人群中：“四川人有反侵略传统，就算从尸山火海里爬出来，也要把日军赶出去！” 台下百姓哭成一片。父母送儿、妻子送郎的场景到处都是。农民王者成超龄不能参军，就送儿子上战场。他亲手缝了一面“死”字旗，上面写着“伤时拭血，死后裹身”。这面旗，成了川军的精神象征。 川军出川之路很难。蜀道难行，他们每天急行军百余里。草鞋磨烂了，就夜里就地编。 部队缺军费，刘湘带头捐了10万大洋。将领和民众一起筹款，凑了百万余元，才备齐路费。 可一出川，川军就被拆分到各个战区。22集团军调往山西，打了大败仗。寒冬腊月，士兵还穿草鞋。没办法，他们硬闯晋绥军军备库拿补给，反倒落了骂名。 另一路23集团军，被程潜拒绝接收。要是没有李宗仁接纳，川军差点被遣返。 改变川军命运的，是两场血战。淞沪战场上，20军用土枪土炮，硬挡日军主力5天5夜，伤亡7000多人。26师4000多名官兵，最后只剩600多人，却成了淞沪会战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 广德战场上，145师师长饶国华弹尽粮绝。他留下绝笔：“不惜一死，以报川中父老”，随后举枪殉国。这两场血战，彻底打消了外界对川军的质疑。 滕县的战斗还在继续。日军炮火轰开城墙缺口，坦克掩护步兵冲进内城。 川军没有反坦克武器，就抱着手榴弹冲坦克。他们用身体炸断坦克履带，一批人倒下，另一批马上补上来。 王铭章亲自到十字街口指挥。他身中数弹，还高呼“杀敌”，最终壮烈殉国。殉国前，他给上级发电报，誓言“决以死拼，以报国家”。 战到最后，3000多名守城川军，除200人成功突围，其余全部牺牲。300名重伤员不愿被俘，要么跟日军肉搏而死，要么拉响手榴弹自尽。 3月18日上午，滕县的枪炮声停了。日军虽然占了城，却付出惨重代价，更被川军的死战精神吓住了。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整个抗战期间，350多万川军出川抗日，伤亡64万余人。参战人数和牺牲规模，都是全国第一。他们的足迹遍布淞沪、山西、滕县等战场，一双草鞋走遍万里山河。 日军最终不得不承认，川军是“旁系之有力部队”。他们屡屡避战，就是因为这支装备落后的部队，有着最坚定的家国信仰和最无畏的牺牲精神。 川军用生命证明，真正的强大，不在装备好坏，而在保家卫国的赤诚。这份精神，永远该被国人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