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某经济论坛上表示：“当今时代，小国的议价空间越来越小，有被边缘化的风险！” 作为一个面积仅710平方公里、资源匮乏却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城邦国家，新加坡的生存体验，让这句警示自带深刻的现实洞察力。 在2025年全球格局剧烈动荡的背景下，从美国“对等关税”政策的出台到美俄克里姆林宫密谈的排他性，从区域合作重心转移到供应链重构的排他性，黄循财的判断正在被一系列国际事件反复印证，小国在大国博弈的棋盘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 小国边缘化风险的根源，在于全球多边体系的弱化与大国博弈的加剧，这直接瓦解了小国赖以生存的规则庇护。 二战后建立的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曾为小国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发展平台——通过统一规则降低贸易壁垒，让小国得以凭借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 但如今，这一体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 美国推行的“对等关税”政策，彻底抛弃了WTO的多边协商框架，根据国别差异设定关税等级，将贸易关系简化为实力主导的单边博弈。 尽管新加坡被列入最低关税等级，直接影响有限，但黄循财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破窗效应”的危害：若各国纷纷效仿，放弃多边规则转而进行双边议价，小国将因体量狭小、谈判筹码不足，沦为规则的被动接受者，甚至被排除在核心贸易圈之外。 对新加坡而言，这种生存焦虑更具切肤之痛，其长期奉行的“大国平衡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加坡的生存逻辑，本质上是“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双重依赖策略：中国是其最大贸易伙伴，2023年双边自贸协定升级后，绿色科技、生物医药等合作成为其经济命脉；而在安全上，新加坡则深度绑定美国，樟宜海军基地向美军开放，甚至允许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这种“脚踩两只船”的平衡策略，在中美博弈白热化的背景下已难以为继。2025年中美关税战升级时，美国对新加坡加征10%关税，直接冲击其贸易经济；而在钓鱼岛等敏感议题上，黄循财的表态因采用日本称谓、劝中国“放下历史包袱”引发争议，既被质疑“选边站队”，又损害了与中国及部分东盟国家的互信。 但小国边缘化的风险，并非新加坡的个别遭遇，而是全球多数小国的共同困境，其本质是实力差距导致的权力不对等在国际政治中的必然体现。 在经济层面，多数小国依赖单一资源或市场出口，极易被大国资本与贸易政策操控。部分非洲国家因长期依赖矿产资源出口，陷入“资源诅咒”，议价权完全被跨国公司或大国主导，经济发展始终受制于人。 在安全层面，小国缺乏自主防卫能力，要么依附大国保护伞而丧失部分主权，要么沦为大国博弈的缓冲带。从格鲁吉亚到乌克兰，历史反复证明，在大国的地缘政治计算中，小国的安全利益往往可以被牺牲。 在话语权层面，国际事务的决策始终由大国主导，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分配等机制，都让小国的诉求难以被真正重视。 面对边缘化风险，新加坡的应对策略——“灵活多边主义”，既展现了小国的生存智慧，也暴露了其难以突破的局限。 为对冲多边体系弱化的风险，新加坡联合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主导世贸组织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2024年促成70多个成员达成《电子商务协定》，试图以小圈子合作撬动多边体系更新。 在外交上，它努力深化多元伙伴关系，既巩固与东盟邻国的经贸联系，也拓展与欧盟、海合会等区域的合作，避免对单一市场或大国的过度依赖。黄循财反复强调，新加坡希望与中美都保持良好关系，不偏向任何一方，寻求在大国博弈中保持中立。 但这种平衡术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正变得越来越艰难。2025年彭博新经济论坛上，黄循财因采用日本对争议岛屿的称谓、劝中国“放下历史包袱”引发热议，被质疑其“大国平衡”转向“选边站队”，既损害了与中国的互信，也引发东盟国家的信任危机。 在当前的全球格局下，黄循财的警示不仅是对小国的提醒，更是对全球秩序的叩问。 小国的边缘化，不仅会让这些国家的发展遭遇瓶颈，更会加剧全球的分裂与对抗，让零和博弈取代互利共赢。 对小国而言，抱团取暖或许是出路之一，通过区域联合、规则共建提升集体议价权；而对大国而言，尊重小国的主权与选择，维护多边体系的权威性，才是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的基础。 黄循财的焦虑，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朴素的道理：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大国博弈的智慧，不在于挤压小国空间，而在于构建包容共赢的秩序。否则，当小国纷纷被边缘化，大国最终也将陷入孤立的博弈困局。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黄循财的警示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秩序的深层裂痕。小国的生存困境，既是大国博弈的结果，也是全球治理体系失效的体现。 要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各国超越阵营对立的思维定式，重新回归多边主义的轨道。唯有如此，才能让小国摆脱边缘化的风险，让全球秩序重回稳定发展的正轨，这不仅是对小国的保护，更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