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败亡后，流落在香港，避难到美国的昔日军政大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推动下，不少人做了口述历史。论直言不讳，敢揭内幕，老黑以为张发奎的口述回忆录算是比较有看点的，虽说其中可能带有一些个人恩怨与时代局限，但它所蕴含的历史细节与人性洞察，却为我们理解民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珍贵视角。 在张发奎的口述中，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堪称字字诛心。 “蒋先生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高级军官告诉他，他们一定能消灭共军。看上去都信心十足，人人都不敢说出相反的观点。” 这种盲目乐观的氛围，源于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张发奎直指其致命缺陷：“径自越级指挥，是蒋先生常犯的毛病。最高统帅部任意分割建制和随便破坏战斗区分的事情，乃是世界战史上绝无前例的做法。” 1937年淞沪会战，这一缺陷暴露无遗。宋美龄坚信“多守一两个月可引国际干涉”，蒋介石便先后增兵六十个师，将精锐部队消耗在血肉磨坊中，“以致国军元气大伤，影响南京过早失陷”。 而到了内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摇摆更显致命，“他应扪心自问：有没有能力消灭共军？能就不必接受马歇尔调停，不能就该诚心诚意谈判。可他谈判与剿共同时并举，引得马歇尔发怒责备他不诚实”，甚至故意避见登庐山求见的马歇尔，最终彻底失去美国支持，这在张发奎看来“是大陆沉沦的重要原因”。 更令人诟病的是其用人之道，“蒋先生派人担任不同的职务犹如在麻将台上换位子，就这几个人轮换着这些职位”，这种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的做法，让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效能低下。 桂系巨头白崇禧与李宗仁，在张发奎口中呈现出的是鲜明的矛盾性。 对白崇禧，他承认“有军事天才，足智多谋”，但话锋一转便是尖锐批评：“非常阴险，不坦率，遮遮掩掩的。” 1948年徐蚌会战，这一性格缺陷酿成大祸。 “徐蚌战场危急时，蒋先生想把桂系部队从武汉地区调到前线增援，虽然武汉没有险情，但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拒绝了”，张发奎直言，白崇禧明知此举关乎全局，却因派系私心坐视战局恶化，“既然是奉命调走，一旦武汉因而失守，他本不必负任何责任”，这份算计最终加速了国民党的溃败。而对李宗仁，张发奎的评价更为直接：“军事才干很普通，做事欠缺毅力，作茧自缚，犹如风中之烛”，认为他“缺乏不拔之志，还学会了中国政客的机巧权术，吹牛皮放大炮”，甚至对其晚年返回大陆之举也颇不以为然，“在流亡海外十六年踏入老年后再作冯妇是不智的。” 汪精卫集团的堕落，在张发奎的口述中有着别样的细节。 他评价汪精卫“软弱无能，作为行政院长，他本身没有主意，不敢对蒋先生进言，却又官气十足，忘了他从前的理想”，更痛斥其“把自己对蒋先生的仇恨，放到民族大义之上了”。 而对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张发奎却给出了意外的评价：“同日本人打交道是比较强硬的，她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这种复杂评价背后，是汪伪政权的多面性——“我没有听到广州民众对汪伪省政府的抱怨与抨击”，陈公博在上海“面对日本人时十分敢言，当日本人欺凌上海市民时，大胆提出异议。”不过这份客观描述并未冲淡他的批判，对陈公博“官气十足，私生活不正常，这种人竟攫取了高官厚禄”的评价，仍彰显了其鲜明的是非观。 国民党内部的腐化与虚伪，在张发奎的评价中更是无处遁形。 对国舅宋子文，他怒斥“真是把中华民国当作他的私有财产”；对政学系首领张群，直言“政学系是一群渴望做官的人，那是一群没有政策的官僚”；对吴稚晖、戴季陶之流，则直指其“太伪善了”，并在当年反蒋通电中称之为“恶化腐化势力”。 军事系统同样弊病丛生，张发奎回忆陈诚“有时做事不很公平”，曾为临阵退缩的李芳郴求情，还想为日军逼近时率先逃跑的虎门要塞司令郭思演安排职务，都被他断然拒绝。 而蒋介石力推的裁军政策，在张发奎看来更是操之过急，“许多军级单位被裁撤，导致军官们突然失业，此举严重影响士气”，他直言“这事又得归咎于陈诚，此人鼓吹裁军最力，又十分冲动。” 那些被后世热议的将领，在张发奎口中也褪去了光环。 “基督将军”冯玉祥，在他看来“不可信任，整天好像在做戏，常常穿着士兵的服装作秀”，更爆料其开会迟到后“下跪自掴耳光，所有在场官兵不得不跟着下跪自我掴掌”的荒诞场景，而淞沪会战中“日机临空警报突至，他夺门而出跌进稻田，弄得浑身是泥浆”的狼狈，更让这位“爱国将领”的形象多了几分真实。 抗日名将孙立人，张发奎点出其失势根源：“恃才傲物是孙立人失势的主要原因，美国人想扶植他反而害了他。” 东北战场的杜聿明，被评价为“小有才干的军人，但心高气傲”，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一开始我就不认为他会成功，因为他触犯了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一语道破国民党政权的根基早已腐朽。 张发奎的口述史不仅是个人回忆录，更是国民党政权兴衰的缩影。他笔下的军政大员，或有军事天才却私心作祟，或身居高位却腐化无能，或空有理想却迷失方向······最终他们构成了一幅逐渐走向败亡的复杂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