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打入日伪内部的刘人寿，正用电台给党组织发报，几名日军突然冲了进来，他们推开刘人寿，又抄下了电台的呼号和波长 这可是刀尖上跳舞的时刻！换谁被荷枪实弹的日军堵在发报机前，都得慌神，可刘人寿的手刚离开电键，心里就已经转了十八个弯——他太清楚了，地下工作者暴露就是死路一条，不仅自己活不成，还得连累整条情报线的同志。 日军的皮靴踩在地板上“咚咚”响，领头的曹长满脸横肉，指着电台嘶吼着日语，翻译在一旁急吼吼地喊：“老实交代！这电台是给谁发报的？呼号波长都抄下来了，你还想抵赖？”刘人寿没急着辩解，反而慢慢站起身，拍了拍被日军推搡时沾上灰尘的衣角，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他知道，此刻越是慌乱，越容易露出马脚，日伪在上海的特务网密如蛛网，他的身份是“上海特别市警察局”的庶务科职员，这个掩护身份是党组织花了半年才搭建起来的，绝不能毁在这一瞬。 其实刘人寿早有预案。当初搭建电台时，潘汉年同志就反复叮嘱过：“地下工作，每一步都要留退路，发报要分主副频率，呼号也要备着假的。”刚才发报用的是主呼号，可日军抄走的波长里，他故意在最后一位拨错了一个数字——不是手滑，是在日军破门而入的瞬间，他用指尖飞快地动了一下调谐旋钮，这个微小的动作，日军根本没察觉。 日军把他押到审讯室，鞭子抽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可刘人寿始终一口咬定：“这电台是我从一个流浪汉手里买来的，就是觉得新鲜，想试试能不能收到外面的广播，呼号波长都是瞎调的，我哪懂这些！”他一边说，一边故意露出慌乱又委屈的神色，还把自己的工资条递了过去：“我一个月挣这么多，犯得着干杀头的事吗？” 日军当然不信，当即带着电台去监听那个被抄走的波长。可他们守了三天三夜，除了一片杂音什么都没收到——刘人寿改的那个数字，让频率彻底偏离了党组织的接收范围，而党组织那边，自从没收到他约定的“安全收尾信号”，就知道他出了状况，立刻停用了这个主频率，改用备用渠道联系。 更关键的是，刘人寿在被审讯时，还借着“回忆电台来源”的由头，故意说了几个日伪特务内部的小秘密——这些都是他平时观察到的，比如某个特务科长贪赃枉法，某个翻译私藏鸦片。日军一听，反倒觉得他真是个只懂享乐、不懂情报的普通职员，毕竟“叛徒”不会敢揭自己人的短。加上他的掩护身份本来就天衣无缝，日伪查了半个月，没找到任何证据，最后只能把他放了。 出来的那天，刘人寿装作惊魂未定，可走到街角没人的地方，他立刻拐进小巷，从墙缝里取出早就藏好的备用微型电台零件——他知道，危险还没过去，日伪肯定还在暗中监视他。没过多久，他就用备用零件组装好电台，换了新的呼号和波长，重新和党组织接上了头，而那些抄走的旧呼号波长，早已成了没用的废码。 很多人只知道战场上的冲锋陷阵有多壮烈，却忘了地下工作者的战场，没有硝烟却处处是陷阱。刘人寿的冷静不是天生的，是无数次生死考验练出来的；他的机智也不是侥幸，是党组织周密的部署和他对信仰的绝对忠诚。日伪以为抄走了呼号波长就能破获情报网，却没想到，真正的关键从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人心向背，是那些愿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为国家和民族默默奉献的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