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将迎来人口死亡高峰，2022年死亡人数来到1041万，2023年为1110万人，2024年则是稍微降低来到1093万人，可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却逐渐明显起来，这个局面需要正视。 简单来说，2022年到2024年属于是疫情影响下的数据，今年年底略微回返，这表明人口负增长的局面无法避免，未来市场必然因此改变，需要就社会现实做出一番调整。 2024年死亡人数的小幅回落，其实正印证了人口学界此前的“缺额死亡”预测，疫情期间那些提前离世的人口，本就会在未来几年内陆续进入死亡周期，只是疫情让这个过程变得集中。 2022年底防控政策优化后，全国迅速出现的感染浪潮成为关键转折点，当时核酸检测阳性人数在12月达到694万峰值，阳性率高达29.2%，发热门诊就诊量峰值更是突破286.7万人次。 大量重症患者挤占医疗资源，不仅直接导致2023年初每日死亡病例峰值达到4273例，还让不少非新冠患者因无法及时就医间接推高了当年的死亡率。 这种疫情带来的短期数据波动，并没有改变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反而让老龄化主导的死亡高峰轮廓更加清晰。 支撑死亡高峰的核心因素，是建国后两轮出生高峰人群陆续进入高龄阶段。从1949年到1958年，全国年均出生人口达到2100万，而1963年到1972年的十年间，每年新出生人口更是超过2500万，峰值年份接近3000万。 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初期的四十多岁提升到如今的78.2岁，这意味着1949-1958年出生的人群已进入70-80岁高龄，1963-1972年出生的也已年满60-70岁，而这个年龄段本就是死亡风险陡增的阶段。 2022年1041万死亡人口中，老年人占比保守估计超过七成，到2024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3亿，占总人口的22.0%，这样庞大的高龄群体，注定会让死亡人数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在高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城乡差异带来的死亡数据分化，农村地区75岁以上老人去世比例比城市高出三成，农村医疗资源不足导致老人患病后常错过最佳治疗期，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等主要死因的致死率也更高，这进一步加剧了整体死亡人口的增长压力。 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已经开始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未来市场的重构将不可避免。 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市场，过去二十年房价飙升的核心支撑是婴儿潮带来的庞大刚需，年轻人进城买房结婚、为孩子上学置换学区房的需求撑起了楼市神话。 但随着购房主力军的减少，这个逻辑正在逆转，现在的00后、10后大多是独生子女，未来大概率要继承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父母的多套房产，市场上将出现海量存量房，而接盘侠却持续短缺，除了少数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大部分三四线城市甚至一二线城市的远郊，都可能面临有价无市的困境。 这种变化不仅会重塑房地产市场格局，还会影响家庭财富结构，要知道中国家庭70%的财富都押注在房产上，当人口基数坍塌导致供需关系逆转，房子可能回归居住属性甚至成为负担。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也已初现端倪，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减少，正在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频繁出现的用工荒，尤其是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已经开始推动企业加速自动化转型，机械臂替代人工、无人配送车普及等现象越来越普遍。 同时，老龄化加剧还让养老相关的需求持续膨胀，2024年3亿老年人口带来的养老服务、医疗护理、康复器材等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与之相对的是养老护理人员的严重短缺，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一位护工照顾多位老人的情况，这也让养老行业成为未来少数确定性的增长领域之一。 此外，社保体系也将面临严峻考验，现在的劳动人口需要供养庞大的退休群体，随着未来抚养比的进一步失衡，延迟退休已成为必然趋势，养老金替代率可能下降，靠国家养老金实现体面养老的难度将不断加大，这也让年轻人开始疯狂存钱、购买黄金、研究养老攻略，提前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准备。 说到底，中国如今的人口负增长并非偶然，而是人口结构转型的必然阶段，是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向低出生率、高死亡率过渡的历史进程，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一趋势的显现。 这种内生性的人口负增长一旦形成，就很难在短期内扭转，联合国数据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从现在的14亿降至6亿多。 面对这样的局面，社会层面的调整已经刻不容缓，无论是优化生育支持政策降低养育成本，还是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应对老龄化冲击，亦或是推动产业升级适应劳动力短缺现状，都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