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湘西魔王”张平走进了16岁杨炳莲的家里：“我看上了杨炳莲，要娶她为妻。”杨炳莲开杂货店的父母，当即就吓傻了：因为张平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着驻防永绥远的最高司令官舒安卿一起来的，还说司令官要为张平做媒，娶杨炳莲为妻。 话音落下的那一刻，永绥城南街的风像是停住了。舒安卿穿着军装站在铺子门口，随行的士兵靠墙散开，枪托敲在青石板上，声音一下一下。张平没有多说一句狠话，却已经把态度摆在台面。 杨家父母不需要解释就明白，这不是来商量的，是来定事的。 张平的名声，在1930年代的湘西几乎无人不知。永绥、古丈一带的乡民私下议论时，从不直呼姓名，只说“张家沱那位”。 杨炳莲识得几百个字，会记账，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却从未想过会以这种方式被卷进地方权力的漩涡。 舒安卿的出现，决定了这场婚事的走向。按照当时湘西的现实，地方旅长不仅掌兵权，也握着“保境安民”的名义。张平能在各村强行征枪、摊派费用、控制鸦片种植，与这种军政庇护密不可分。 1934年至1937年间，湘西鸦片问题严重，《湖南烟毒志》明确记载，古丈、永绥多处烟田由民团头目把持，税票流通混乱。 张平正是其中一股势力。 婚事敲定之后，变化并未立刻显现。张平在地方上的身份，正在发生微妙转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地方武装被要求“整编自卫”，张平借机取得“自卫团”名义。 杨炳莲的生活，也随之被拉进张平的势力范围。张家沱宅院戒备森严，护院轮值，账目与粮仓分开管理。张平外出时日渐增多，宁波一线的抗日调动，使张平短期离开湘西。 留守期间，杨炳莲开始接触到更多乡民的真实处境。有人因烟税欠缴被逼卖地，有人因枪支摊派家破人散。 地方档案中留有一些零散记录。1938年至1943年间，古丈县多起烟税纠纷未能结案，部分税票流向异常。后来调查显示，有人暗中替农户遮掩税额，具体细节未写入公文，却在口述史中被多次提及。 杨炳莲的名字，正是在这些叙述里反复出现。 1949年，局势再次变化。解放军进入湘西，地方武装开始动摇。张平选择转入隐蔽状态，家人被陆续送离张家沱。湘西剿匪行动正在筹备之中，名单、路线、山洞位置逐一摸排。 很多人开始回忆过往的账，却没有人知道，清算会以什么方式到来，也没有人知道，哪些旧事会被重新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