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发现没有，无论萨达姆、卡扎菲、阿萨德，还是马杜罗，他们的“反美”，从来不是为人民挡子弹，而是给自家权力打掩护。当国内民生凋敝、腐败横行、言论窒息，便把外部敌人当作万能膏药，以为贴上就能止住政权溃烂的脓血。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反美”常常被包装成正义的抗争旗号，但只要拨开层层迷雾就会发现，有些政权的“反美”话术，从来都不是为了守护民众的福祉，而是为了掩盖自身治理的失败。 就看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海湾战争前，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伊拉克曾拥有不错的民生基础，全民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普通家庭也能拥有住房和汽车，民众生活水平在中东地区算得上优越。但萨达姆政权的集权统治，早已为民生崩塌埋下隐患。 为了维持霸权，他穷兵黩武发动两伊战争、入侵科威特，直接引发了联合国的全面制裁。制裁期间，伊拉克经济一落千丈，粮食储备消耗殆尽，90%的失业率让年轻人失去生计，民众连基本温饱都成了问题，不少家庭只能变卖家具换取食物。 面对这样的人道主义危机，萨达姆政府却先拒绝了联合国提出的“石油换食品”计划，坚持要全面解除制裁而非优先解决民众温饱，把政权的面子看得比民众的生命还重。 此时他高喊的“反美抗霸”口号，更像是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解，为集权统治转移矛盾，毕竟只要民众的目光聚焦在外部敌人身上，就不会过多追问政权对民生的漠视。 和萨达姆如出一辙，卡扎菲的“反西方”传奇背后，同样藏着政权溃烂的脓疮。1969年卡扎菲上台初期，通过石油国有化政策将资源命脉收归国有，让利比亚从非洲垫底的穷国一跃成为富裕国家，人均GDP一度突破1.19万美元，免费教育、医疗等福利也让民众受益。 但这种繁荣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卡扎菲家族的腐败和集权统治所吞噬。他的家族俨然成了国家的“掌控者”，海外存款高达800多亿美元，宫殿地下室藏着140吨黄金，子女们瓜分了电信、能源、酒店等核心产业，普通民众想发展事业稍有起色，就会被以“国家利益”名义收归国有。 当国际油价下跌导致经济困境时，卡扎菲不仅没有均衡分配资源，反而偏心自己所属的西部部落，打压东部和南部部落，剥夺他们的政治经济权利。 为了讨好西方，他甚至取消了多项民生福利，导致失业率飙升至30%，民众生活成本急剧增加。 当民众不满爆发时，他又重拾“反西方强权”的口号，试图用外部矛盾掩盖内部的腐败与不公，最终还是被民众所抛弃。 马杜罗领导下的委内瑞拉，更是将“反美”当作掩盖治理失败的“万能膏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2013年至2021年，委内瑞拉实际GDP萎缩了超过75%，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非冲突国家中最严重的经济崩溃案例。 到2022年8月，已有700万委内瑞拉人（占总人口23%）因经济恶化、基本服务崩溃和安全形势恶化而逃离国家，IMF预测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800万。 其实委内瑞拉的经济崩溃并非源于美国制裁，其石油产量早在2019年美国实施石油制裁前就已大幅下滑，从2008-2013年平均每日280万桶跌至2019年的90万桶，2020年中期更是跌至40万桶的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 经济管理混乱、财政赤字高企、恶性通货膨胀、货币大幅贬值等问题，才是导致民生凋敝的核心原因。 但马杜罗政权却始终将所有问题归咎于美国的“经济战争”，用激烈的反美言论转移民众对内部治理失效的不满，可这种话术终究无法解决民众的温饱、就业等实际问题，只能让更多人被迫逃离家园。 阿萨德政权的统治逻辑也未跳出这一框架。老阿萨德通过军队、政党和官僚机构建立起威权体制，为了让次子巴沙尔顺利接班，不惜铲除朝中异己，培育亲信势力，形成了以家族为核心的权力中心。 巴沙尔上台初期虽有过放松媒体管控、打击腐败的改革尝试，但最终还是延续了集权统治模式。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国内民生遭到毁灭性打击，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基本医疗、教育体系崩溃，但阿萨德政权始终以“抵抗外部干涉”“反美反以色列”为核心话术，将内战的责任全部推给外部势力，却对国内民众的合理诉求视而不见。 在这样的统治逻辑下，“反美”不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而是巩固家族权力、掩盖国内矛盾的工具，普通民众的生命与福祉，终究成了权力博弈的牺牲品。 说到底，判断一种“反美”姿态是否真正为了人民，关键看其是否能解决国内的民生难题、是否能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是否能推动国家的发展进步。 萨达姆、卡扎菲、阿萨德、马杜罗的共同问题在于，当政权面临内部溃烂的危机时，没有选择直面问题、解决民生困境，而是将“反美”当作遮羞布，试图用民族主义情绪绑架民众。 但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温饱、就业、尊严才是最真实的需求，脱离了这些实际问题的“反美”话术，终究无法维系政权的稳定，最终只会被历史和民众所抛弃。 MCN双量进阶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