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了明禅师终于被拉到刑场上公开处以死刑，只不过他在临死之前竟然向行刑的人员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请求，那就是希望在执行时的时候不要打在脑袋上 1952年，上海公安新成分局接到上级转来的群众举报信。信中揭发了一名隐匿身份的汉奸特务，这一线索让办案人员感到震惊，认为此案堪称开国以来的重大案件。举报信写道：“数年以前，北京西北角寺庙曾出现的‘了明禅师’，实为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他在民国十六年率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导致李大钊和数十位革命先烈被捕并惨遭绞刑。望政府迅速缉拿，以彰国法。” 信中所指的“了明禅师”，即雷恒成。他是清朝末年的远房皇亲，早年留学日本，曾在日本振武学校及宪兵司令部附属教练所学习警务技术。1909年，他学成归国，被清廷授予警察兵科举人资格，进入京师警察厅供职。雷恒成后来成为复杂历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因其效忠权贵而臭名昭著。 1912年，北京发生了一场由袁世凯策划的兵变。这场兵变旨在对抗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制造“北方局势不稳”的假象。雷恒成受命参与其中。他先是指挥警察与叛军一同焚掠北京东城、西城和北城，随后又以“维护秩序”为名进行镇压。所谓的“秩序恢复”，却是对普通民众的血腥屠杀。这场兵变中，北京市民死伤惨重，财产损失无数。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当时亲历现场，记录下了震惊的场景。他指出，警察与叛军脱下制服混在一起，显然是事先密谋好的行动。骚乱平息后，真正的肇事者未受惩罚，反而是一些捡拾废墟残骸的穷苦百姓和妇女惨遭杀戮。莫理循痛心写道：“最令人心寒的是，这一切看似合法，却充满了冷血与伪善。” 这场兵变对北京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数以千计的人在骚乱中丧生或失去家园。雷恒成作为其中的重要执行者，不仅直接参与了屠杀，还为袁世凯掩盖事实真相提供支持，其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1953年的北京，一个寒冷刺骨的清晨。天空中笼罩着厚重的灰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凛冽的寒意。北京城郊的刑场上，几辆军用卡车缓缓驶入，扬起的尘土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刺眼。 在这个特殊的早晨，一个身着灰色囚服的老者被押解着走下车来。这个满头白发、面容枯槁的老人，正是曾经权势滔天的雷恒成，也就是后来以＂了明禅师＂身份隐匿的犯人。他走路时略显蹒跚，但仍保持着一种刻意的从容。 刑场四周早已戒严，执行人员严阵以待。寒风吹动着刑场四周的树枝，发出沙沙的响声。这种肃穆的氛围中，雷恒成被带到了指定的位置。他的面容上看不出太多表情，只是眼神中闪烁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就在行刑即将开始的时候，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权贵，突然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很轻，几乎要被寒风吹散。他向执行人员提出了一个看似荒诞的请求：希望在行刑时不要打在头部，让自己保持完整。这个请求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因为这样的要求在行刑历史上并不多见。 这一刻的雷恒成，与他曾经的显赫身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七十多年的人生旅程，从显贵家族的少爷，到军阀政权的追随者，再到残酷的逼供者，最后沦为躲藏在寺庙里的＂禅师＂。此时此刻，他所有的权势、财富、地位都已烟消云散，只剩下这最后一个微不足道的请求。 侦查员迅速展开行动，根据线索前往马立斯公寓。敲开房门后，三人不由分说冲入屋内，将正躺在藤椅上的雷恒成逮捕。面对逮捕令，他一言不发，顺从地被铐上带回分局。路人纷纷侧目，却不知眼前之人正是杀害李大钊的主凶。 当晚，侦查员搜查了雷恒成的住所，发现了他在日伪时期积累的勋章、任命状和其他“辉煌历史”的证据，包括毕业证书、二等勋章、德国军刀以及精致挂表等，足以证明他的汉奸身份。局长亲自审讯雷恒成，未施加任何威逼，仅以平静的态度让他交代当年的罪行。然而，雷恒成最初保持沉默，拒绝认罪。 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与耐心劝说，雷恒成终于开口。他坦言原本想将这些历史带进棺材，但对方的宽厚态度令他动容，决定坦白交代。他供述自己真实身份为雷恒成，清朝远房皇亲，曾留学日本，学习警察技术。1909年，他以“警察兵科举人”身份供职于京师警察厅，并因效忠权贵逐步升迁。 1927年，时任京师侦缉处副处长的雷恒成为争取升迁，接到眼线情报称李大钊藏匿于苏联大使馆。他迅速向张作霖报告，并于4月5日调集警察闯入使馆，强行将李大钊逮捕。李大钊被关押后，雷恒成亲自指挥审讯，对其施加酷刑，试图获取情报，但未能如愿。随后，张作霖下令对李大钊处以绞刑。李大钊的惨死令雷恒成平步青云，他也因此更加疯狂地搜捕革命志士，许多人惨死于他的迫害。 “九一八”事变后，雷恒成叛国投敌，追随殷汝耕加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他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判处死刑，然而执行前成功脱逃，随后投靠日寇，历任伪县长和伪行政署长，协助日军掠夺资源，双手沾满鲜血。日本投降后，雷恒成自知罪孽深重，便改装化名“了明禅师”，隐居于北京一处寺庙。然而，这一切最终未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