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华碧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老干妈之所以一直使用某家玻璃厂的瓶子，并不是因为它保鲜或者不渗漏，而是因为这家国营玻璃厂在她创业初期时，第一个接她的单子，而且还愿意低价接她的小订单，是这家玻璃厂帮她度过了创业初期的艰难时期。她一直坚持跟这家玻璃厂合作。 早年间，陶华碧的日子过得不容易，丈夫走得早，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为了糊口啥苦活都干过。后来在贵阳龙洞堡搭了间砖头房，开了家叫“实惠饭店”的小馆子，专卖凉粉冷面，就靠自己调的那碗麻辣酱招揽客人。谁成想客人吃了凉粉，反倒天天追着要酱带回去，到最后甚至有人不吃饭，就专门来买她的酱。 这时候陶华碧才摸清路子，1996年咬咬牙租了村委会两间房，招了40个工人，正式办起了辣椒酱加工厂，“老干妈”这个名号就这么定了下来。 可真到了办厂的时候，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摆在了她面前，装辣椒酱的玻璃瓶不够用，那时候的老干妈就是个小作坊，没名气没规模，要的瓶子数量少得可怜，跑了好几家玻璃厂，人家都懒得搭理这个不起眼的小客户。 她最后找到的是贵阳市第二玻璃厂，一家国营厂子，当时年产1.8万吨，根本瞧不上她这小订单。陶华碧也不怵，堵着厂长就开始磨，说“哪个娃儿是一生下来就一大个哦，都是慢慢长大的嘛，今天你不把瓶子给我，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就这么软磨硬泡了好几个小时，厂长终于松口，同意让她每次用提篮去厂里捡几十个瓶子拎回去用，别的一概不谈。 换作别人，可能觉得这只是权宜之计，可陶华碧把这份情记在了心里，那时候的小作坊全靠手工操作，切辣椒、捣麻椒是最磨人的活，飞溅的辣椒沫子呛得人眼泪直流，员工们都犯怵，陶华碧就自己带头上，一手攥一把菜刀，上下翻飞跟切苹果似的，还跟大伙说“把辣椒当成苹果切，就不辣眼了”。 就这么凭着一股狠劲，老干妈慢慢有了起色，订单一点点多了起来，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二玻打电话：“我要一万个瓶子，现款现货。” 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陶华碧从创业第一天起就认准了“不欠别人一分钱，别人也不能欠我一分钱”的规矩。当初买几十个瓶子的几十块钱是现款，后来日销售额过千万了，这个规矩也没改。而二玻当初肯接这个小订单，不光是松口让她捡瓶子，更重要的是没嫌她量小压价，就这一点，在陶华碧心里比什么都金贵。 谁也没料到，当初这看似不起眼的口头协议，后来竟成了贵阳二玻的救命稻草，那几年国企倒闭潮来得凶，好多玻璃厂要么破产要么被并购，可二玻却凭着老干妈不断增长的订单扛了过来。 随着老干妈生产规模爆炸式膨胀，全国各地的大型玻璃厂都闻着味找上门，不乏重庆、郑州那些成本和规模都占优势的厂家，可陶华碧从来没动过换合作方的心思，更没削减过二玻的供货份额。 到后来，老干妈六成产品的玻璃瓶都由二玻生产，二玻的四条生产线里，有三条都是24小时围着老干妈转。要是没有老干妈稳定的订单，这家国营厂大概率也逃不过倒闭的命运。陶华碧总说，做生意不能只看利益，人家在你最难的时候拉了你一把，这份情不能忘。她这一辈子没读过书，不认识几个字，可做人的道理比谁都清楚。 其实老干妈刚起步的时候，陶华碧遇到的难处远不止缺瓶子这一件，产品做出来了，没人知道，她就提着篮子装着辣椒酱，走街串巷往商店、单位食堂推销，跟商家商量先铺货，卖出去再收钱，卖不出去就退货，就靠这股实在劲，老干妈的名声才一点点打出去。 那时候她肩膀因为常年搅拌酱料患上了严重的肩周炎，十个手指的指甲因为长期接触辣椒全部钙化，可哪怕这样，她也没亏待过员工，更没欠过合作方一分钱。 后来老干妈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品牌，陶华碧依然守着这份初心，有一次供应商送来的豆豉里面有馊的，哪怕已经运到厂里，她二话不说就退货，哪怕工厂停产两天承受巨大损失也不将就；税务部门统计疏漏少算了30万税款，让老干妈缴税排名掉了一位，她当着所有领导和企业家的面直接质问，非要把税款补上去重新排名。 她认准的从来不是什么复杂的商业逻辑，就是最朴素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贵阳二玻在她一无所有的时候，愿意给她那几十个救命的瓶子，这份信任和扶持，比任何优质的产品参数都让她踏实。所以哪怕后来有更好的选择，她也始终守着这家曾经帮过自己的玻璃厂。 这份坚守不是愚钝，而是陶华碧独有的处世智慧，在她眼里，生意场上的合作从来不止是利益交换，更有人情味在里面。也正是这份重情重义，让老干妈在商海里走得稳稳当当，从一个小作坊长成了国民品牌。而贵阳二玻也因为这份长久的合作，在时代浪潮里站稳了脚跟，成了国企转型里的一个特例。 说到底，这不是什么复杂的商业策略，就是一个朴实企业家最真诚的感恩之心，藏在一瓶瓶老干妈辣酱的玻璃瓶里，一晃就是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