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一代文豪胡适竟被人用一句话给“活活气死”！当时胡适正在一场酒会中致辞，在他之后发言的李济说了一段话，胡适就心脏病突发倒地身亡。 这场酒会是台北宾馆里一个学术活动后的聚会，胡适当时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说话风趣且自豪，提到自己虽然不懂物理，却培养出不少杰出的学生，还列举了饶毓泰、吴健雄这些人名。 这番话刚落，台下气氛有些微妙。 坐在一旁的李济起身发言，语气平稳地指出中国科学的根本困境，不是师承关系，不是学术荣耀，而是制度基础薄弱，科研设备依赖进口，学生终究要出国才能有发展。 话说得不重，却正中胡适多年挂在心头的痛。 场面安静下来，胡适面色有些发白。他努力保持镇定，仍强撑着微笑回应几句，刚一落座，忽然捂胸弯腰，倒在地上。 现场一片混乱，医护紧急赶来抢救，胡适却没能挺过那一夜。 其实早在回台之前，胡适的身体就已出现问题。1958年他从美国回到台湾，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肩负着重建台湾学术体系的重任。 他心里明白，自己不只是在主持一个机构，而是在努力证明：中华文化与现代科学并不冲突，自由思想也能在东亚土地上生根发芽。 他常说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回国后投入新文化运动，推动白话文、倡导民主与科学。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只有摒弃八股旧文，知识才能为人民服务。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猛烈批判传统文言文，呼吁“我手写我口”。那时的他年仅二十六岁，却敢和整个旧文坛为敌。 文章一出，陈独秀拍案叫好，鲁迅也默默点头。 白话文运动由此揭开序幕，影响至今未断。 胡适一生都在和保守势力斗争。他曾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为抗战奔走于华盛顿和南京之间。他不善权谋，却能以理服人。 在任期间，他促成美国加大对华援助，也推动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外交场合上，他总是西装笔挺，说话轻声细语，但态度坚定。 回台后的胡适依旧保持简朴生活。每日清晨六点起床读书，七点前批阅来稿。他重视学术自由，哪怕是在白色恐怖时期，他也坚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主张，哪怕有人质疑他与现实脱节，他也从不公开攻击任何一派。 那天在酒会上的发言，其实正是他一贯风格。他并非真想拿学生的成就邀功，而是想鼓舞在座学者不要妄自菲薄。 李济的回应，虽然只是观点不同，却击中了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的无力感。 这一生，他一直在战斗。从文学到哲学，从外交到教育，他做得远远超过了一位文人的职责。他不是神，也不是完人，他有固执、骄傲，有时也不愿听不同声音。但他一生坦荡，自知自省。 那一夜的倒下，不只是因为一句话，更是一个时代的沉重落幕。他的离开让许多人沉思：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知识人到底该如何自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