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11日，空军第5大队29中队分队长黄荣发，在成都空战中击落一架日机后壮烈牺牲。未婚妻杨全芳出席追悼会后举枪殉情，遗愿“埋在阿发近处”。国民政府航委会特准二人合葬于成都空军烈士墓，她也成为民国首位葬入该公墓的眷属，生死相依，浩气长存。 那天清晨，成都上空的警报比往常更急。温江、新津方向同时传来敌机入境的情报。第五大队的机库门尚未完全打开，飞行员已经在跑道旁列队。 黄荣发站在I-153战机旁，反复检查机翼与油路。前一夜刚修好的操纵杆还带着油渍，机务兵低声说：“能飞，但撑不了太久。” 黄荣发点头，没有多问。这样的回答，空军飞行员早已习惯。 1941年的四川，是日军远程轰炸的重要目标。重庆疲劳轰炸尚未结束，成都空域又频繁遭袭。空军第五大队负责成渝地区防空，装备却仍是旧式战机。 对面是零式，对手拥有高度、速度与数量优势。每一次升空，生还的概率都在减少。战报里，“未返航”成了常见词。 黄荣发并非出身军旅。1937年前，黄荣发的身份是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学生。校园里有钢琴声，也有画架。 七七事变后，学校内迁，杭州失守的消息传入课堂。很多学生开始离校投军。1938年底，黄荣发退学，报名中央航空学校第八期。那一期学员，多是大学生，淘汰率极高。 教官在开训第一天就说过一句话：“飞行不是荣耀，是责任。” 训练结束后，黄荣发被分配到第五大队。1940年夏，部队驻防重庆、成都一线。那年秋初，黄荣发随战友赴峨眉山短暂休整，在山道上遇见正在成都华西大学读书的杨全芳。 杨全芳来自北平，擅长钢琴，习惯把课本夹在手臂下。两个人交谈的内容很简单，一方讲飞行高度与航线，一方讲校园与琴房。 战争让相识变得仓促，空袭警报打断过不止一次约会。 成都的日子，没有真正的安稳。黄荣发常在天未亮时到机库值守，警报一响便起飞。杨全芳会在宿舍窗前数秒，计算从警报到引擎声的间隔。 每一次间隔拉长，杨全芳的心都会沉下去。黄荣发知道这种等待意味着什么，所以在离开前，总会把飞行手套放在桌角，示意“还能回来”。 8月初，敌机活动突然频繁。情报显示，日军开始针对成都周边机场实施轮番轰炸。第五大队能够出动的战机只剩数架。 8月11日清晨，编队起飞时，跑道旁的地勤人员没有说话，只是举手致意。空中迎面而来的，是七架日机。 空战持续了十余分钟。战斗在温江上空展开。黄荣发与僚机协同击落一架敌机，又追击另一架。随后，本机受损，操纵失灵。 黄荣发试图飞往新津机场，却未能识别“T”字信号板，只得转向河滩迫降。地面目击者看到战机触地后起火，烟柱在河岸边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