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张仲良确定了引洮河水上董志塬的计划，这就是“引洮工程”，因为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项工程也成了张仲良主政甘肃六年的时间里最受争议的工作。 当时，甘肃的董志塬地区长期干旱，土地贫瘠，农民种地全靠天吃饭，收成极不稳定。张仲良上任后，亲眼见过老百姓守着干裂的土地叹气，心里着急得很——他想找个彻底的法子改变这种局面。 那时候，“大跃进”的氛围正浓，全国各地都在搞大规模水利工程，觉得人多力量大，只要动员起来就能创造奇迹。张仲良也是抱着这样的念头，把目光投向了几十公里外的洮河。洮河水势不小，如果能把它引到董志塬，几百万亩旱地就能变成水浇田，老百姓的日子肯定能好起来。 可问题是，当时的条件实在太差了。甘肃地处黄土高原，地形复杂得像揉皱了的纸，挖渠要经过的山梁沟壑多得数不清；技术上也没跟上，没人算过精确的工程量，更没考虑洮河的枯水期和泥沙淤积问题；最关键的是物资匮乏，钢材水泥都得省着用，工具大多是铁锹、箩筐，连测量仪器都缺。但张仲良还是拍了板，他跟干部们说：“困难再大，也大不过老百姓的难处，咱们得试！” 工程一启动，整个陇东都动起来了。农民放下锄头，学生停了课，机关干部也去工地搬石头。工地上每天都是人挤人，号子声能传出二里地。可没过多久，问题就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先是最底层的民工吃不饱，每天就两顿稀粥，干重活的人扛不住，有人累得吐了血，被抬下工地时，家里人哭着求别再让他去了。 再就是技术上的硬伤，原计划一年通水，可挖了不到半年，就发现渠道要穿过的山梁比预想的高得多，土石方量翻了三倍不止，光靠人力根本填不平。更麻烦的是，洮河到了冬天会结冰，冰凌堵在渠口，水根本进不了田，夏天又发洪水，冲毁刚修好的渠段，前功尽弃。 到了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加剧，全国都在压缩基建项目，引洮工程也被叫停。这时候，已经投进去的人力物力没法算了——粗略统计，花了近亿元，相当于当时甘肃两年的财政收入；十几万民工干了两年多，不少人落下腰疼腿疼的病根；还有上百人在施工中出了意外，年纪轻轻就没了命。老百姓嘴上不说，心里都有杆秤：盼水的愿望是真的，可这么折腾，反而耽误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得不偿失。 后来有人替张仲良辩解，说他是为了老百姓才冒险的，只是当时条件有限。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他确实犯了主观主义的错。他太想尽快改变甘肃的面貌，却忽略了客观规律——治水不是喊口号，得先看地形能不能挖渠，水流能不能稳定，物资够不够支撑。就像农民种庄稼，明知盐碱地长不出好苗，偏要往地里撒种子，最后只能是白忙活一场。 这件事对甘肃的影响很深。之后的几十年里，当地搞水利都学乖了，不再贪大求快。比如七十年代重修引洮工程时，先做了三年的地质勘探和水文测算，还引进了挖掘机、混凝土搅拌机这些设备；九十年代又搞分段供水，先在条件好的区域试点，成功了再推广。 现在的董志塬，虽然还没完全变成“水浇田”，但通过打机井、修小型水库，干旱的问题已经缓解了不少。老人们提起当年的引洮工程，还是会摇头叹气：“那时候心急啊，要是能慢点儿，多听听懂行的人的话，说不定早就喝上洮河水了。” 其实不管是治水还是干别的，道理都一样：愿望再美好，也得脚踏实地。老百姓不怕吃苦，怕的是白白吃苦；不怕遇到困难，怕的是没人告诉他们困难在哪。张仲良的初衷没错，可惜他把好事办砸了，也给后来的干部提了个醒——做任何事，都得先把“能不能做成”想清楚，再去谈“要不要去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