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铁道兵13师的退伍军医陈圣和，特意参观了位于华盛顿市中心林肯纪念堂旁边的“美军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面对黑色大理石墙面上镌刻着的58183名死亡、失踪美军人员名单和死亡日期，陈圣和的记忆被迅速拉回到1968年3月16日那个战火纷飞的日 子。 那一年，他才22岁，背着药箱随部队在越南安沛省修铁路。安沛的山地湿气重，疟疾像野火一样在工兵营里蔓延，陈圣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配奎宁片，药粉撒在搪瓷缸里，兑上温水搅一搅，苦得舌头直打颤。他记得有个叫王栓子的陕西兵，第一次发烧时还硬撑着扛枕木，直到晕倒在路基旁，嘴唇紫得像熟透的桑葚。 陈圣和给他扎针时，王栓子迷迷糊糊抓住他的手腕：“军医，我娘说等我回去给她盖新房……”陈圣和的手顿了顿，针头差点扎歪——他知道，王栓子的家在秦岭深处的窑洞，去年探亲时他见过那孔塌了半边的窑，墙上还贴着王栓子小学得的奖状。 1968年3月16日的清晨，雾还没散透，美军轰炸机的轰鸣突然撕裂了山谷。陈圣和正蹲在帐篷里整理纱布，炮弹落在离营地两百米外的山坳里，掀起的泥土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抓起急救包往外跑，看见炊事班的李大叔被气浪掀翻，后背的军装被烧出几个洞，露出的皮肤通红一片。 陈圣和扑过去给他包扎，李大叔疼得直抽气，却还念叨着：“锅里还温着玉米面窝头，别让弟兄们饿肚子……”话没说完，又一颗炸弹在附近炸开，陈圣和只觉得耳朵嗡嗡响，等他再抬头，李大叔已经闭上了眼，手还保持着护着灶台的姿势。 那天的战斗持续了三个小时，陈圣和记不清自己跑了多少趟战地救护，只记得药箱里的绷带用完了，就把自己的衬衫撕成条；记得有个17岁的小战士腿被弹片削去一块肉，却咬着牙说“我不疼，先救排长”；记得王栓子被抬下来时，胸口插着块弹片，血把军装染成了深褐色，他攥着陈圣和的手，指节发白：“军医，我……我还能活吗？”陈圣和没敢回答，他只是把王栓子搂在怀里，听见他最后一声叹息，像片被风吹走的枯叶。 后来清理战场时，陈圣和在王栓子的军装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照片，是王栓子和他娘的合影，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娘，等打完仗，我给你买块花布做新衣裳”。他把照片收进自己的药箱夹层，这个习惯他保持了五十年——每次整理旧物，他都会把照片拿出来擦一擦，照片边缘已经卷了角，但王栓子娘的笑容还是那么清楚。 参观越战纪念碑时，陈圣和站在黑色大理石墙前，手指轻轻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他注意到很多名字后面标着“KIA”（阵亡）和“MIA”（失踪），有的日期精确到日，有的只到月。他想起自己当年在越南见过的美军士兵，有的不过十八九岁，金发碧眼，被担架抬下来时，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巧克力。 有次他给一个受伤的美军士兵处理伤口，对方用蹩脚的中文说“谢谢”，陈圣和没说话，只是把自己水壶里的水倒了一点给他——那水是出发前司务长灌的，带着股铁锈味，可那士兵喝得很急，像是要把命都补回来。 他突然明白，战争从来不是数字游戏。五万八千多个名字背后，是五万八千多个家庭，是母亲失去的儿子，是妻子失去的丈夫，是孩子失去的父亲。就像他当年在越南，每救活一个士兵，就少了一个破碎的家庭；每失去一个弟兄，就多了一户哭到天亮的人家。 他摸了摸胸前的军功章，那是在一次空袭中，他为了抢运伤员，被弹片划伤了左臂，立了个三等功。可他觉得，这枚勋章沉甸甸的，因为它不是荣誉，是王栓子、李大叔，还有那些没留下名字的弟兄们，用命换回来的。 从华盛顿回到国内后，陈圣和把王栓子的照片捐给了当地的革命纪念馆。他在捐赠信里写：“这些孩子，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该被记住。因为战争最残酷的，不是输赢，是让那么多人再也回不了家。” 如今陈圣和已经八十多岁了，每天傍晚都会在小区里散步，遇到穿军装的年轻人，他总会停下来多看两眼。他常说：“现在的和平，是当年那些孩子用命堆出来的。我们这代人，得把他们的故事讲下去，让后人知道，战争从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活着，才是最大的幸运。”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