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年 3 月的一天，聂荣臻突然将周总理从会议室叫出来，聂荣臻面如土色地说：“收到关于钱学森的重要情报。” 周恩来没有追问细节，只示意立刻换个地方。那是一份刚由公安系统转交中央军委的加密材料，字数不多，却让人心里发紧。 情报显示，有境外特务秘密潜入国内，行动目标极为明确，直指钱学森。 在当时的国防科研体系中，这个名字意味着导弹、火箭、航天的整体设计思路，一旦出现意外，后果无法估量。 周恩来很清楚事情的分量。就在五年前，钱学森才刚结束在美国长达五年的滞留。1950年决定回国时，钱学森已是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也是喷气推进实验室的重要成员。 美国军方掌握着他的研究方向，也明白其价值，因此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将钱学森列为“高风险人员”，限制出境，反复审查。 直到1955年，中美在日内瓦谈判中达成交换安排，钱学森才得以离开美国。 回国那天，没有欢迎仪式。钱学森带回的只是几箱资料和一套完整设想。1956年，周恩来与聂荣臻拍板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明确由钱学森担任技术负责人。 这个决定，意味着中国导弹事业不再零敲碎打，而是整体推进。钱学森提交的建议中反复强调，基础理论、实验条件和组织管理必须同步建立，否则任何试射都是碰运气。 正因如此，1960年的那份情报才显得格外刺眼。聂荣臻当场要求公安部门秘密排查相关线索，绝不能打草惊蛇。 周恩来则指示，对钱学森的日常行程进行全面梳理，所有安全措施必须做到“看不见，却无漏洞”。从那天起，钱学森的出行、会议、科研安排，均被纳入专门的保护范围。 钱学森并未被告知全部情况。 研究院里，工作照常推进。此前不久，一次导弹试验失败，引发内部争论，有人认为是某个部件性能不足。 钱学森却坚持认为问题出在整体配合上，随后推动设立总体设计部门，要求所有分系统在地面完成多轮推演。这一调整，在后来被证明极为关键。 科研人员回忆，那段时间，钱学森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计算稿堆满桌面，签名密得几乎连在一起。很多年轻技术人员第一次意识到，科研并不只是公式和数据，更是一套严密的组织方式。 情报出现后的数周内，公安系统先后控制了数名可疑人员，具体细节始终未对外公开。导弹研究却没有停下。1964年，中国完成中近程导弹试射。 两年后，导弹与核弹头结合试验取得突破，标志着战略能力形成。那一刻，许多参与者才隐约意识到，早在1960年，国家已为这条道路承担过巨大风险。 有人后来问钱学森，是否感觉到当年气氛异常。钱学森只是摇头，说工作太多，顾不上别的。或许正如那句被反复提起的话：“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是在无声中完成的。” 而1960年那个春天，会议室外短短几分钟的对话，正是无声决策中最关键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