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蒋经国的妻子蒋方良正在屋内行走。突然，她脱光了自己的衣服，从楼上跑到楼下，兜了一圈，又噔噔噔地跑上了楼。仆人因此受到惊吓，慌忙给她披上衣服…… 主要信源：（新浪网——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在台北病逝享年90岁(图)） 1939年夏天，江西赣州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在专员蒋经国居住的花园塘一号公馆，一个令人心惊的夜晚悄然发生。 公馆的女主人，平日里总穿着素色旗袍、说话轻声细语的蒋方良，突然撕碎了衣衫，不顾一切地赤身从二楼冲了下来。 这个举动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背后却是一个女人多年积压的痛苦总爆发。 蒋方良原本是苏联姑娘，名叫芬娜。 她在乌拉尔的工厂里认识了流落异乡的中国青年蒋经国，两人在艰苦岁月里结为夫妻。 可当1937年她跟着丈夫踏上中国的土地，那个叫芬娜的姑娘就必须消失了。 她有了新的名字“蒋方良”，意思是端正贤良，从此这三个字就成了她一生的枷锁。 从抵达那天起，她就得把自己重新塑造一遍。 脱掉洋装，换上紧绷的旗袍和高领衫。 忘记俄语，硬着头皮学宁波话和拗口的中文。 在婆婆毛福梅面前，她要表现得低眉顺眼，努力做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媳妇。 这一切对她来说，就像把过去的自己一点点剐掉，再塞进别人设计好的模子里。 她以为只要自己做得够好，就能找回在苏联时和丈夫相依为命的感觉。 可现实总是更残酷。在这个家里，她过去的痕迹是不被接受的。 她说俄语会招来异样眼光，她的生活习惯显得格格不入。 只有偶尔喝上几口伏特加，才能让她恍惚间回到故乡。 而她的丈夫蒋经国，正把所有心思都扑在“赣南新政”上，他一心想在这里做出成绩，向父亲蒋介石证明自己的能力。 1939年，蒋经国的母亲毛福梅在日军轰炸中遇难。 这件事让他更加埋头于事业，对家族责任看得极重，回家的时候越来越少，和妻子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就在蒋方良独自在深宅大院里咀嚼孤独时，另一个女人走进了蒋经国的生活。 她叫章亚若，是本地人，有文化，懂交际，很快成了蒋经国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她能帮蒋经国处理文书，能和他讨论时政，两人自然而然地越走越近。 对蒋经国而言，章亚若是能理解他抱负、能在事业上给他支持的人。 但对蒋方良来说，章亚若的出现是最后的打击。 她不仅要面对文化上的隔阂，现在连情感上的依靠也摇摇欲坠。 更让她难堪的是，章亚若有时会以“中文教师”的身份来到公馆，和蒋经国在客厅里交谈。 而她这个女主人却像个外人，插不上话，也融不进去。 长期的孤独、不被理解的苦闷、对婚姻的失望，还有那种深深的多余感。 终于在1939年那个闷热的夜晚爆发了。 当蒋经国很晚回家，面对蒋方良用生硬中文发出的质问时，他一句不耐烦的回应，彻底浇灭了她心中最后的希望。 那句话也许是在说“你要适应这里”，但在她听来，等于宣判她永远是个外人，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极度的痛苦让她失去了理智，她冲回房间，撕碎了那身代表束缚的旗袍，赤裸着身体奔下楼梯。 这个疯狂的举动，是她能想到的最激烈的反抗，她想撕掉“蒋方良”这个假面具，想让丈夫看见真实的、正在受苦的自己。 但她的反抗，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毫无作用。 站在楼上的蒋经国看到这一幕，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妻子的痛苦，而是这件事可能带来的麻烦。 他立刻让人“处理”。 这两个字，决定了两个女人接下来的命运。 对蒋方良的“处理”，是让她“病倒”。 很快，外面都听说蒋夫人旧病复发，需要静养。 医生和护士进了家门，名义上是照顾，实际上也看管着她。 她不能随便出门，也不能再喝酒，从一个情绪崩溃的妻子，变成了一个需要被看护的“病人”。 她以尊严为代价的抗争，只换来了一个更牢固的笼子。 而对章亚若的“处理”，则更加隐秘。 当她怀上蒋经国的孩子后，她的存在就从“红颜知己”变成了“麻烦”。 对一心想要继承事业的蒋经国来说，任何可能影响他名声的私生活问题，都必须解决。 章亚若被调离赣州，送到了桂林。 1942年，她在生下双胞胎后不久，在一次外出后就突然得了急病，送进医院也没救过来，当时的说法是“急性痢疾”。 但很多人都觉得这事不简单。 她的突然去世，为蒋经国扫清了一个障碍。 经历了这些，蒋方良彻底沉默了。 她明白了，在这个家里，在丈夫的世界里，个人的感受和痛苦都不重要。 她选择了认命，继续做那个安静、顺从的“蒋夫人”。 后来她跟着蒋经国去了台湾，深居简出，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把所有的苦都埋在了心里。 晚年时，她曾对朋友说自己就像“罂粟籽”，外表看着好看，能用来做点缀，但实际上是有毒的。 这句话说透了她的一生：她得到了让人羡慕的身份和地位，但这个身份却像毒药一样，慢慢侵蚀掉了她真正的自己。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