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王朔躲去美国，他说：“美国社会井井有条，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那里也有安全感，原来我觉得美国的犯罪率很高，但其实那种犯罪率不太能侵害到我。”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王朔以短篇小说迅速崭露头角。他的作品多聚焦青年情感纠葛，用通俗语言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爱恨情仇。例如，《爱你就像爱生命》描绘了一个知青的普通爱情故事，深受年轻读者欢迎。这些文字不加修饰，直击人心，却也因涉及暴力与性等话题，屡遭批评。有人指责其为精神污染，王朔的作品销量虽高，但常被下架。他坚持本色，从不回避社会禁忌，笔下人物多是城市边缘的叛逆者，对现实不满却无力改变，只能通过发泄寻求出口。这种摇摆在主流与另类的风格，让他成为争议焦点，也积累了巨大压力。 进入90年代，王朔转向长篇小说创作。他的小说延续了早期主题，人物仍是那些对生活不满的都市青年。他们在无力中选择自毁，反映出时代变迁下的个体困境。这些作品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代表，销量持续攀升，但批评声浪也随之加剧。王朔的直率风格让他游走在认可与质疑之间，个人生活也受波及。1994年，他与妻子离婚，这段婚姻本就因创作理念分歧而渐行渐远。离婚后，他开始考虑海外发展，寻求一段喘息空间。1996年，一部电影项目因内容敏感而搁浅，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疲惫。到1997年，王朔决定远赴美国，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积累的回应。 王朔的早年经历为他的创作奠定基调。1958年出生于南京，不久随父母移居北京军区大院。那里的集体生活让他从小接触军旅氛围，与大院孩子结下深厚友情。1977年，他应征入伍，加入海军部队。起初不适应严格纪律，但很快融入，利用空闲时间大量阅读，提升文学素养。后来调往青岛卫生学校学习护理，毕业后继续在海军服役。这些军旅片段成为他笔记的素材，服役期间，他整理琐碎生活投稿海军文艺刊物，虽初遭拒稿，却激发了不服输的劲头。他的父母均为知识分子，从小鼓励阅读，这让他养成观察生活的习惯，笔下总带军区大院的草根气息。 赴美之行源于多重因素。90年代中后期，王朔的公众形象越发复杂。他不只写书，还涉足影视，如与姜文合作项目。这些尝试虽扩大影响力，但也放大争议。国内舆论压力增大，他选择暂离，前往美国洛杉矶定居。这段时期，他一度担心当地治安，媒体报道的犯罪率让他保持警惕。起初，他避免夜间外出，只在白天活动，甚至不敢乘地铁。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发现美国社会运行有序，法律执行严谨，居民持枪自卫机制也提供额外保障。这些观察让他逐渐放松，感受到作为外国人的安全感。 王朔在美国的半年生活相对闲适。他参加演讲活动，分享北京往事，结识当地华人圈子。一次，老友姜文前来探访，两人闲聊中，王朔谈及对犯罪率的看法。他指出，媒体夸大的数据多针对特定社区，而普通人生活区受影响小。这种认知转变源于日常体验：街头巡逻频繁，社区自治有效。他虽非移民，却借此机会反思国内创作环境。美国的宽松氛围让他暂时搁置写作，专注于阅读与散步。这段经历并非逃避，而是自我调整，帮助他重拾创作动力。 返回国内后，王朔的生活节奏放缓。1997年7月，他结束美国之旅，回到北京。离婚后的独居日子，他保持低调，偶尔与家人通话。女儿随前妻在美国安顿，他通过电话了解近况。1997年10月，他动笔《残酷青春》，但次年10月只写到一半便搁笔。这部未完稿反映出他创作态度的变化，不再强求完成，转而注重生活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