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立马叛变，他供出了周恩来等人的住处，敌人立马前去抓人。然而当向忠发赶到周恩来住处时，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向忠发是湖北汉川人，早年在汉阳钢铁厂当工会骨干，参加过“四大”，在“五大”里进了中央。 去莫斯科开会时，摸准共产国际要“工人书记”的路数，写信批评几任知识分子领袖。“六大”上三十六个中央委员里工人占了大半，他被推上总书记的位置。 白色恐怖压到上海，城市党组织一茬茬被割，周恩来扛起大部分日常工作。向忠发把不少事务往周恩来那边推，自己同杨秀贞长住一处，顾顺章在特科的时候还替他们雇过女佣，对这门私事门儿清。 顾顺章叛变后，一门心思想“捉总窝”，他把那女佣揪出来，又吓又哄，要她盯紧杨秀贞。 女佣咬牙交代哪天要去裁缝铺取衣服。那天女人拎着包走在前头，身后吊着一道影子，这一幕被屋里的人从窗缝看得真切。顾顺章扑了个空，周恩来明白不能再拖。 他干脆把向忠发从原住处拽到小沙渡路，坚持两人同住，把杨秀贞暂安在任弼时夫人陈琮英那里。 中央拍板，要把这位总书记尽快送出上海，转去根据地。 向忠发横着一根筋，非要见杨秀贞，说不见就走不了。周恩来退到最后一步：见可以，天黑前必须回来。 灯一关，规矩就被扔在一边。 第二天清早，他到出租车行叫车，还没坐稳就被人认出，当场给按住 差不多同一时间，霞飞路东海咖啡馆里，另一根线悄悄绷紧。靠窗那桌坐着黄彰定，衣着素净，举止端庄。外人记得她当过武汉国民党妇女部部长，党内知道，她还有一个名字叫黄慕兰，是中共中央机关的机要秘书，也是特科成员。 一九二八年宛希俨在赣州牺牲，她辗转来到上海，再接上组织，在周恩来同意下和贺昌成婚。 贺昌一九三一年初因被指执行“立三路线”被打出中央，她被留下做地下工作。 周恩来看准她面子大、门路宽，安排她担任“互济会”特别营救部部长，营救被捕同志。那天她约了上海颇有名气的大律师陈志皋，在东海咖啡馆谈关向应案。关向应被捕时用了“李世珍”的假名，请到同情革命的律师，起码能多争点活路。 两人正说话，陈志皋在徐汇工学的同学曹炳生推门进来，如今在法租界卢湾捕房当翻译。 闲聊几句之后，陈志皋随口问了一句“最近有啥新闻”。 曹炳生把声音放低，说早上嵩山巡捕房抓了个“共产党大头目”押到卢湾，“五十多岁，湖北人，两手只有九个指头，嘴里还镶着金牙”。 这几样条件一串，指向谁已经不用多想。 黄慕兰心里一沉，面上只说身体不适，要回去休息。 回到家，她马上给潘汉年打电话，把要紧的几句说清。潘汉年来了，听完之后心里有数，随即去找康生，两人赶到小沙渡路，把这条消息同向忠发彻夜未归连在一起，那根弦算是绷紧了。 中共中央一边组织上海机关分散转移，一边还不敢轻易来句“已经叛变”。 周恩来先让潘汉年去法租界活动，通过黄慕兰再请陈志皋出面，以代表人的身份同法方交涉，指出国民政府逮捕手续不合规；又通过争取来的华人探长，在巡捕系统内打点，送上不小的一笔礼，希望拖住引渡。 淞沪警备司令部一听法方抓到中共中央负责人，很快以国民政府名义出面，法方看对面架势厉害，干脆答应移交。 向忠发被押进警备司令部，风向一下变冷。 他在审讯室里没撑多久就开口，交代了杨秀贞，又供出陈琮英住的旅馆，还说出戈登路恒吉里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看守那里的张纪恩夫妇相继被捕。 特务摸到周恩来的另一处住处，盘问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和赵世炎的岳母夏娘娘，两位老人装糊涂，把人支了回去。 小沙渡路那边，谭忠余支起馄饨摊，守着原住处，看见特务半夜用钥匙开门，屋里却空空如也。 不几天，潘汉年听到更凶的消息：向忠发已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子里被秘密枪决。 从被捕到押上刑场，前后不过三天。 中共中央一度犹豫，甚至准备把他当成牺牲的总书记，通知各地搞追悼会和飞行集会。 周恩来把这股情绪压下来，只提了一个死要求：必须想办法拿到审讯记录。 没有那几页纸，人已经不在，说什么都容易走偏。 潘汉年这时想起吴汉祺。这个人早年在北伐军做过政工，认识他，国共分裂后投奔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在情报系统混饭吃，自诩同所谓“社会民主党”有来往。 欧阳新披着“社会民主党干部”的壳，以记者身份接近他，先塞给一百块钱，再丢下一句“不拿出像样情报，以后都不好交代”。 吴汉祺心里有数，盘点自己手里的关系，想起法租界巡捕房里有个姓徐的翻译，淞沪警备司令部还有个当总务长的哥哥，两头都能打听。 他先确认劫车营救已经没戏，人确实被枪决。接着托徐某搭线，找到保管笔录的文书，磨了半天嘴皮，对方同意抄一份，开价一千块。 几天后，那几张纸放到了周恩来面前。 证据摊开，“叛变”两个字再躲不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