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军阀，各种各样的都有，像张敬尧这种被所有人唾弃的，其实并不多。

民国五年（1916年）7月汤芗铭被驱逐后，湖南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六易都督，城头变幻大王旗。客观上，这是地处南北要冲之地的湖南，遭遇到了中国南北两大势力角力的结果。但这种不安定的状态却也让湖南人自己，逐渐对为政者起了思量。走向共和的政权就是这样吗？湖南人需要什么样的道路？

民国六年（1917年）9月，护法战争爆发，湖南再次成为南北两方较量的第一线。几个月后，北洋军阀中，一位名叫张敬尧的军官领兵而来，机缘巧合下开始得以一揽湖南军政大权，重拾“湖南王”旧梦。只是，他会在逐渐惊醒的湖南，上演一幕怎样的悲喜剧呢？

张敬尧，光绪七年（1881年）生于安徽霍邱县，15岁就投身行伍，20多岁就在北洋军中任职，是袁世凯的忠实走狗之一。民国七年（1918年）3月任湖南省督军，因在湖南贪婪残暴、无恶不作，迫于毛泽东等人领导的驱张运动的压力，于民国九年（1920年）6月逃离湖南。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与板垣征四郎勾结，投入日本人怀抱，沦为汉奸。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7日，被戴笠派出的特工枪杀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皖系和奉系。由于张敬尧与段祺瑞都是安徽同乡，自然就依附了皖系，并很快得到了段祺瑞的器重。

在段祺瑞的扶持下，张敬尧担任过苏鲁豫皖四省剿匪督办，察哈尔都统。到了民国七年（1918年），他又率部接管了湖南长沙。当时的北洋政府正是皖系掌权，于是张敬尧毫无阻碍地当上了湖南的督军并兼任省长。

吴佩孚

不过，张敬尧当上湖南督军的事情，让处在衡阳前线的直系将领吴佩孚很是不满，直骂段祺瑞“瞎了狗眼”，因为自己一路长驱直入，打到衡阳，却让后来者坐收了渔翁之利。

张敬尧虽然是行伍出生，毕业于名校，但在治军方面却是一塌糊涂。凡是张敬尧带的兵很好辨认，总是一副衣不遮体、面目黧黑、手足胼胝的形象，因此张敬尧的兵又被人称作为“乞丐军”。

这支“乞丐军”不仅形象差而且作风更差，烧杀抢掠可以说是无恶不作。每到一处，百姓都跟着遭殃。但兵恶民善，他从未因为鱼肉百姓遇到过麻烦，反而是一路步步高升，他手下士兵的骄纵风气也随之膨胀。

“护法战事”一起，张敬尧被段祺瑞调入湖南，更得到了都督名义。终于有了正式的军政大权，有了割地封王的私人地盘后，张敬尧更是再无顾忌。他一点也没想到，湖南会与他鱼肉过的其他地方迥异，更没想到他会因为这次主政，真正“名动天下”。

张敬尧的部队刚刚开进湖南，就在平江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张敬尧纵容部下“三日不封刀”。他们硬指农民是南军便衣队，沿途青壮农民都被搜杀，农民家里能搬得动的东西一律抢光。

站笼

除了抢劫，奸淫事件也是屡屡出现，以至于当地妇女纷纷逃到山洞里躲藏起来。时值梅雨季节，连朝大雨，饥寒交迫，让这些妇女们困顿不堪。事后，在一个山洞里，有人就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妇女300多人。另外，为避逼奸而投水自尽的妇女也不少。

在张敬尧的部队里，有一个第五团，团长叫做张继忠。张继忠本名毛思忠，原本是个盗贼，被张敬尧招抚后收为义子，并委派成第五团的团长。张继忠及其部下行事作风极为混乱，人称烂五团。入湘后，烂五团在新化驻扎，扰民无数。张继忠一到新化就要选美女，自己选完了还要把剩下的分给部下的营长连长选。

除了鱼肉乡民之外，张敬尧的部队祸害百姓的恶行不断：买货不给钱，看戏不买票，乘车不付车资，借老百姓的东西从来都是有借无还。

为了更好地敲诈勒索，有些士兵甚至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花招，其中有一种被称为瓶子生意。有士兵手里拿着个瓶子，在路上走，碰到行人了就故意把瓶子丢在地上摔碎，里面装的水，他硬说是酒，说是你打破了他的酒，要你赔钱，不赔酒就抓人。

与手下为非作歹的士兵一样，张敬尧入湘后也大肆搜刮，营私手段十分刁钻。

裕湘纱厂，原来的湖南第一纱厂，坐落在长沙市河西湘江边，如今这里已经建成了一个文化广场。裕湘纱厂是民国期间湖南全省布料的主要生产地，也是湖南仅有的公共实业。可是张敬尧来后，这个纱厂立即被拿来拍卖。

裕湘纱厂

除了纱厂，沅江官田、水口山公矿、宁乡锡矿都被张敬尧纳入了“拍卖大计划”。就连湖南全省未开采的矿产也被张敬尧抵押给英国工程师格兰特，以此向英国借款三千万元。

沅江官田一万多亩都被他卖掉了。不仅如此，他还组织清乡队，到下面去抓人，给钱才放人。

张敬尧借整顿金融的名义特别设立裕湘银行，目的就是想通过发行纸币来为自己谋利。银元票上虽印有“永久通用”字样，但在发行后不久就因为通货膨胀变得不直一文，无法流通。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张敬尧随即又推出彩票继续敛财，并美其名曰“惠民”彩票。

民国七年（1918年），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从英国留学回长沙创办艺芳女学。曾宝荪去找张敬尧募集基金，张敬尧惊为天人，打起了这位名门之后的主意。于是，他遣人邀其父亲曾广钧到督署一谈。曾广钧是前清翰林，见到张敬尧直呼督军老伯。曾广均后来还跟人家解释，说他爷爷曾国藩当年保荐过张督军的父亲，这样算来自己当然要算晚辈了。

张敬尧本是流寇出身，被曾国藩的孙子如此礼遇，受宠若惊之余，当初的邪念便不好意思再提了。曾宝荪也终于逃过一劫。

张敬尧

民国八年（1919年）9月，39岁的张敬尧宣布要做“四十大寿”，他专设“大庆筹备处”，任命心腹干将赵庭贵为帅座大庆筹备处处长。他首先派人通知各大饭店旅馆，选派最佳厨师，限时报到，并报上各自的拿手绝艺，以便统一调遣。

办寿也是他的一种敛财手段，不止他自己办寿，他妻子家人都办寿，甚至他已经去世的母亲，他还要办十周年的冥寿。寿筵规模是400桌，规格分福、禄、寿、喜四个等级，每席最高是1000元，其次是500元、300元、200元一桌，酒菜全部分派给各大饭店和旅馆，让各大饭店拿钱去办，如果不办，就得倒霉，有身家性命之忧。所以各个旅店饭馆，老板宁愿意破财消灾自认倒霉，也不敢表露出半点不满。然后他又发了三千多份的请柬。这个请柬发给谁，谁就得带着份子来，不带份子来，那今后也要倒霉。

三千多份请柬在寿期前一个月就已经发出。驻扎在衡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也收到了一份。吴佩孚发来“贺电”，并表示“愿率全军来长为督军寿”，这让张敬尧忌惮不已，连忙取消了寿庆活动，但礼品钱财却照收不误。

由于张敬尧纵兵抢掠，巧立名目，大肆搜刮，民众苦不堪言，湘人称他为“毒菌”。甚至还将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四兄弟编成顺口溜，“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军阀的丑陋形象在张敬尧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偌大的一个湖南被张敬尧搞得乌烟瘴气，社会风气败坏到极点。但越是险恶之地，越能生长出珍花奇草。

新民学会会员合影

就在张敬尧为害三湘的时候，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传入湖南，并迅速传播开来。一批青年学生和有志之士纷纷聚集起来，发表文章，尝试着用新思想这股清流，去涤清依附在湖湘土地上的疮疤。

当知识分子正在为未来苦苦求索之时，张敬尧的魔爪也一并伸了过来。

湖南自古崇尚教育，但在张敬尧看来教育事业只是一个光花钱没效果的包袱。因此，他上任没多久，便将教育经费进行大幅削减，并规定在发放教师工资时，必须要搭发裕湘银行的纸币，纸币虽然已经大幅贬值，但发放时却仍然按照面值计算。

湖南的教育经费原来是80万元，张敬尧来了以后就把他削减为50万元。

张敬尧的士兵把学校当成驻扎的营地，宿舍被占，饭堂被占，就连操场也被用来练兵。学校里的图书受到严重破坏，实验仪器成了士兵们的玩具，门窗地板也被拆下来当柴烧。到了最后，张敬尧索性勒令学校停止招生，把教育经费提充军饷，中饱私囊。

民国八年（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随后，“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犹如一根导火索，彻底点燃了学生们久抑的怒火。同北京一样，湖南的学生团体也积极地行动了起来。

今天长沙的东风体育广场是当年的省教育会坪所在地。民国八年（1919年）7月7日，湖南学生联合会与国货维持会共同举行焚毁日货的游行示威，将没收而来的日货堆积在这里，用煤油焚烧。

正在大家群情激昂时，张敬尧亲率荷枪实弹的军警来到会场，强令学生解散，还把彭璜和一个干事给抓了，准备杀害。毛泽东见势不妙，立即请国货维持会的会长、民族资本家劳鼎勋出面周旋。

此时新民学会的会员彭光球义愤填膺，便率领工人、市民一同高呼：“焚烧日货，保护国货，是爱国行动。请问张帅的屁股坐在哪里？”这一发问，反将张敬尧问了一个理屈词穷，最终愤愤而去。向来趾高气扬的张敬尧第一次向学生低了头。这一胜利让在场的学生们获得了极大的鼓舞。

此时的湖南教育界已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新兴力量。张敬尧的盘剥压榨直接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强烈愤慨。教育界的各方人士都决定要和张敬尧斗争到底。

民国八年（1919年）2月20日，北京政府与广州政府在上海召开“南北和平会议”，醴陵人傅熊湘、文湘芷在会上展出了他们整理的张敬尧纵兵祸害湖南的资料——《湘灾纪略》。随后，会议开始讨论撤换湖南督军的问题。

张敬尧

消息传来，张敬尧连忙邀请长沙城内各校校长到督军署开会，并以发放教育经费为交换条件，要挟他们签名通电挽留督军。这些校长们不愿出卖人格，拒绝签名，有一些逃往省外去了，张敬尧就把担任教育会会长的楚怡学校校长陈润霖抓起来带走了。

张敬尧对教育的摧残导致长沙城内罢课游行事件不断。但学生们的运动似乎没有实质性的成果，手握重兵的张敬尧对此也一直不以为然。谁料想，就是这些他看不起的书生们，竟然最终掀起了一阵滔天巨浪，这巨浪不仅冲洗了整个湖南，甚至影响到了整个中国。

回顾张敬尧这个人的经历，不难发现他的每一次升迁都与镇压革命活动有关，作为北洋军阀的一个骨干将领，张敬尧本人有着极深的“南北之见”。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在湖南的搜刮是“杀敌致果”，理所应当。但张敬尧无法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这次得罪的是整个湖南大众。

这时湖南流行一句民谣：从前夏朝百姓要“与桀偕亡”，今天湖南人民要与“尧舜禹汤”偕亡。可见湖南人民对于张敬尧已经是全民皆兵的同仇敌忾，一场声势浩大的风波一触即发。

民国八年（1919年）12月2日，由湖南学生联合会发起，在长沙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大会。学生、教师、工人、市民、店员等三万多人走上街头，高举着“民众联合”、“打破强权”、“抵制劣货”的标语游行示威，由国货维持会出发，向教育会坪挺进。

正当大家聚集在教育会坪，准备焚烧日货时，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率领一千多名军警包围了会场。原来是商会的会长张先赞向张敬尧告了密，请张敬尧派人来阻止这次行动。

张敬尧的四弟张敬汤号称四帅，常常自比诸葛亮。平素里，他喜欢按照戏曲中诸葛亮的扮相，身着八卦衣，手拿鹅毛扇，在长沙城里四处游走。这个滑稽的“孔明先生”有个恶习，喜欢向百姓借东西，但从来都是有借无还。因此，长沙话里便有了一句“孔明作贼”的说法。

当张敬汤穿着滑稽的装束，包围会场时，学生们起初被吓了一跳，但接下来张敬汤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学生们。

张敬汤说，我们兄弟都是军人，只知道杀人放火，你们再不解散，我就把你们当土匪，一个个抓起来枪毙。

张敬汤见学生还不肯散去，直接命令军警将学生代表徐庆誉、汪国霖、苏润坡等，用麻绳捆绑起来，拳打脚踢，并拍摄照片，扬言枪毙示众。当场有数十名学生被打成重伤。

师生们焚毁日货不成，反而被诬蔑为土匪，大家都觉得受了奇耻大辱。

第二天，何叔衡在周南女校召开了新民学会会员大会。经过热烈讨论，大会形成决议，发动全市各校师生罢课罢教，同时组织“驱张”请愿团和“驱张”代表团，分赴各地，将张敬尧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何叔衡

去北京的有毛泽东、杨树达、李思安、蒋竹如等人；去上海的有彭璜、陈润霖等；去衡阳的有陈宗汉、彭光球等；去常德的是徐庆誉；留守长沙的是夏曦、柳直荀。总部在周南女校，由何叔衡负责。

这种不通过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后被史学家称为“呼声革命”。

12月6日，湖南第一师范、湖南商专、修业学校、楚怡学校、周南女校首先罢课。不到一星期，长沙城各中等以上学校和部分小学，一万三千多人一致罢课，各校校门口都张贴大幅标语“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和学生罢课宣言。这个罢课宣言，就是毛泽东执笔起草的。

12月18日，湖南“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学生代表邓中夏等人，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住在北京大学三院附近的马神庙。毛泽东组织“平民通信社”，代表新民学会，主持“驱张”运动。

驻京驱张请愿团有三项任务，一是组织“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任社长，向全国各报刊发文章，揭露张敬尧祸湘罪行，这些稿子大多是毛泽东写的；二是团结在京的湘人向政府请愿；三是动员北京各报刊，从舆论上支持驱张。

平民通信社的稿件、信息，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京各地报刊刊载。各地报纸发表时评和社论共计17篇，对张敬尧的批评和揭露都十分尖锐。京津《泰晤士报》发表时评论文“政府尚不撤办张敬尧耶”、“论安福系袒庇武人之罪状”；北京《唯一日报》发表“政府对于张敬尧果无办法乎！”“一手可能掩尽天下人之耳目耶！”北京《益世报》发表时评“张敬尧祸湘”；《北京日报》发表时评“呜呼吾国教育界”；上海《申报》发表时评“赣湘摧残学界”。上海《民国日报》也公布了有毛泽东、彭璜、杨树达、罗宗翰等人签名，向北京政府大总统、国务总理递呈的《呈送张敬尧十大罪状》。

章士钊

与此同时，去上海的“驱张”代表彭璜在上海霞飞路227号创办了《天问》周刊。彭璜、陈润霖还积极联络湖南善后协会的章士钊、傅熊湘等人，建立了驻沪湖南各界联合会，筹集资金，支援“驱张”运动。

很快，一场舆论上的驱张大战渐成气候。

傅熊湘早在民国七年（1918年）就成立了湖南善后协会，编了一本《湘灾纪略》，后来又在民国八年（1919年）7月20日创办了《湖南》月刊，揭露张敬尧的罪行。

12月24日，旅鄂学生易礼容等人在武昌鲇鱼套车站查获张敬尧部下张宗昌私运鸦片烟种子45袋，毎袋约200斤。易礼容等人将鸦片烟种和拍摄的照片带到北京与毛泽东商议办法。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了文章，发往全国各地。

12月28日，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在北京的湖南会馆召开，到会者有一千多人，在学生们的动员下，13个湘籍国会议员纷纷签字参加“驱张”。

不仅教师和学生赴京请愿，在北京的湖南名流也展开了自救运动。早在民国七年（1918年）11月间，曾担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曾担任教育总长的范源廉和曾担任吉林省长的郭宗熙就联合168人向总统府、国务院控告张敬尧。张敬尧自己也感到形势有些严重了，因此，他授意商会会长张先赞，发表通电，劝在外的湖南人返乡。可是，没有一个湖南人愿意回到湖南这座地狱。

熊希龄

熊希龄本是一个行事极其温和的人，向来不肯得罪人。但这一次桑梓蒙难，熊希龄也站出来说话，劝张敬尧爱护湖南。张敬尧质问熊希龄有什么贪赃枉法的证据，熊也火了，回电报说：“军人言行以信为本，执事自问所办事实，与电纸上之打官话是否相符”？

湘籍国会议员签字“驱张”一个月后，民国九年（1920年）1月28日，旅京湖南各界代表团又联合向国务院请愿。湖南公民请愿团、湖南教职员代表团、湖南学生代表团高举40多种标语，高呼口号，向新华门挺进。

双方相持三个多小时，一个姓王的秘书出来了，宣称可以派代表进去。于是，三个团体派了六个人作代表进去了，公民代表是毛泽东、张百龄，教师代表是杨树达、罗教铎，学生代表是李思安、柳敏。负责接见代表们的王秘书假惺惺地摇动电话，四处寻找靳云鹏总理，没有找到。两个小时后，代表们出来向请愿团说明情况，引起群情激愤，大家决定到靳云鹏的私宅去，一定要当面向总理控诉张敬尧的罪行。

靳云鹏在家里，但是他没有出来，而是派了个副官出来。代表们陈述，来京两个多月，饭也没得吃，衣也不足穿，寒冬腊月已经冻伤了不少人，并说明了来意。副官听了代表们的话，进去向靳云鹏汇报，又商量了片刻，出来后说，明天召开国务会议提出讨论，一个星期后给予答复。

过了一个星期，湖南各界请愿团再次来到棉花胡同靳云鹏的住所。然而，这里却是大门紧闭，军警林立，阻止代表们通行。请愿团吃了一个闭门羹。

靳云鹏

其实早在1月8日，湘人郭宗熙就已经面见总理靳云鹏，请求解决湖南问题。但靳云鹏有心无力，表示惭愧，说你还是到府学胡同去吧。府学胡同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段祺瑞的住所。郭宗熙又邀同乡范源廉，去府学胡同找段祺瑞。段祺瑞却以和局未定为由，搪塞郭、范二人，偏袒自己的部下。

这次，代表团请愿不成，反而吃了个闭门羹，没有达到驱张的目的。

事实已经证明，“呼声革命”无法改变军阀独专的局面。毛泽东根据形势分析得出，利用军阀矛盾，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有可能有助于驱张工作。由此，驱张工作的下一步重点，转向了张敬尧对手的所在地——衡阳。

张敬尧虽然号称督军，但他的势力只能到达长沙和邵阳一线，他对第七师驻防以外的地区都无权过问。那时候，长沙有张敬尧，衡阳有吴佩孚，郴州有谭延闿，常德有冯玉祥，醴陵有张宗昌，湘西还有一些桂系的军队。驻守衡阳的是直系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吴佩孚在北洋军控制湖南的过程中，立过汗马功劳，但是湘督的位置却最终被段祺瑞封给了张敬尧。因此，吴佩孚对张敬尧一直心存不满。

驻衡“驱张”代表团于民国八年（1919年）12月27日抵达衡阳，并组织代表向吴佩孚呈递请愿书。

湘南学生联合会主席就是夏明翰，学联就动员夏明翰的公公夏时济出面，组织衡阳绅商各界请愿团。

湘南学生联合会男女学生400多人向吴佩孚请愿，吴佩孚亲自出来接见，学生们放声大哭，控诉张敬尧。吴佩孚左右的侍卫军士也感动得泪水长流。吴佩孚虽然表现出了对学生的同情，但他何时从衡阳出兵，却迟迟没有消息。

曹锟

毛泽东、彭璜、蒋竹如在2月份还去保定向曹锟请了愿。曹锟见了他们，只是说不急不急。实际上，吴佩孚是想与南方广州军政府讨价还价，要钱，以得到经费。

毛泽东探测到吴佩孚迟迟不肯撤防的原因，是想借此向广州军政府要到一大笔部队的开拔费用。于是，毛泽东建议，结束在北京的“驱张”活动，抽出骨干去衡阳支援夏明翰等人。

毛泽东多次写信给在长沙主持“驱张”工作的易培基、何叔衡，请他们亲自去衡阳主持“驱张”请愿团的工作。北京只留下罗宗翰负责平民通信社，彭光球、蒋竹如都到衡阳去了。何叔衡还致电在广州军政府做事的同乡，同盟会元老周震麟，请他出面，为吴佩孚出兵筹办点经费。

民国九年（1920年）3月1日，易培基、何叔衡到达衡阳，两人先后两次面见了吴佩孚，吴佩孚表示撤防一事势在必行，为期不远。请愿团又派出代表与夏明翰和蒋先云一起前往郴州向谭延闿的湘军请愿。“驱张”运动，已经看见了胜利的曙光。

代表直系势力的吴佩孚与湘军将领谭延闿、赵恒惕，最终达成了默契。

5月25日，吴佩孚率部开始北撤。与此同时，湘军下达了总攻击令。全军士兵欢声雷动，摩拳擦掌，士兵的臂章上都有16个字：“救国救乡，在此一战；勇往直前，拼命杀贼。”吴佩孚退一步，湘军就进一步。

张敬尧

在湖南人民和全国舆论的声讨下，面对着节节进逼的湘军力量，张敬尧开始慌了起来。他一面被迫迎战，一面开始向北京政府发电，请求支援。张敬尧的大将一个个不战而溃，他只好派遣四弟“卧龙先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许以自让第七师师长为酬。张四帅慷慨誓师，乘八人绿呢大桥，威武八面地出师了。轿后悬了两个斗大灯笼，以朱笔书了“总司令张”四个大字。但张四帅刚跑到湘潭，就不敢前进了，看见迎面杀来的湘军，吓得立马抱头鼠窜。

民国九年（1920年）6月12日，北京政府发电报切责张敬尧说：“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当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可惜这个电报迟了一步，早在十天之前的民国九年（1920年）6月1日，张敬尧便仓皇逃出了长沙。

当晚10时，第十一师长李奎元跑到督署打听军情，张敬尧还神气十足地说：“我决定死守长沙，与长沙共存亡！”李奎元退出后，这位宣誓要与长沙共存亡的北洋骁将，就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把新建的“镇湘楼”和军火库焚毁。

在火光和爆炸声中，这位湖南王夹着尾巴就逃之夭夭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入侵中国的步伐。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国民政府没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热河及长城各关口落入日军手中。

接着，日本人妄图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想以建立傀儡政权的方式来控制冀东地区。曾担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成为日本人建立北平傀儡政府的首要人选。

戴春风

这时期日本侵华战争正处于扩大化的态势，要铲除张敬尧而不能太张扬，否则会让处于劣势地位的国民党政府更陷于被动地位。于是，戴笠决定采取暗杀的方式来铲除张敬尧。只有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把日本人在北平建立傀儡政府的计划扼杀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可以让日本人找不到对国民党政府发难的任何口实。

当相关准备工作都就绪后，具体的行动计划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了。复兴社副处长郑介民具体负责此事，郑介民经过慎重考虑和仔细挑选，挑中了一个叫白世维的年轻人来具体执行暗杀计划。

白世维，24岁，精通武术，毕业于黄埔军校第7期，先后任国民党抚宁县党务宣传员兼临榆、抚宁民团教练官，后又任东北义勇军第二十七支队司令。

白世维与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私交极好，虽然没有过特务工作履历，却有着与生俱来的过人的特务天赋，行动迅速，反应机敏。因而，白世维成为执行此次暗杀任务的重要人选。

白世维

白世维深受鼓舞，感受到了上级领导郑介民对自己的信任、关怀和鼓舞，当即热血沸腾，恨不能马上就去执行任务，一枪就把目标给干掉，以此来回报上级领导郑介民的厚爱。

情报人员紧锣密鼓地打探张敬尧的行踪，一个叫常石谷的可疑人士很快就被锁定了，他们确认，这个叫常石谷的人就是正处于风口浪尖的汉奸张敬尧！

张敬尧也知道自己的行为为国人所不齿，必定让自己身处于风口浪尖之中，肯定有很多人想要把自己置于死地。所以，张敬尧平日里的举止行踪都极为谨慎。

张敬尧日常使用常石谷的化名外出活动，选择位于北平使馆区内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作为自己的住所。每天要睡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后，在保镖的簇拥保护下才开始外出活动。

张敬尧的这种安排在安全上几乎可以说是滴水不漏，让奉命执行暗杀任务的王天木和白世维几乎无机可乘。两人反复研究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下手机会：张敬尧每天中午起床后，到保镖赶来保护他的这一段时间，是张敬尧唯一的安全空档。

张敬尧

于是，张敬尧的末日很快就到来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7日上午，王天木装扮成商人模样，白世维装扮成他的随从，他们住进了六国饭店和张敬尧同一层的房间，白世维装作漫不经心地在走廊里闲逛，偶尔向走廊两侧瞥一眼。

白世维漫不经心地瞥一眼，把张敬尧房间的举动被他看得清清楚楚。中午12点刚过，白世维就回到房间和王天木商量好了，两人赶紧行动起来。

王天木在走廊里确认了目标就是张敬尧后，飞快下楼安排好撤退的汽车。白世维则把手枪藏在袖子里再次来到走廊里，看到窗子里面的张敬尧正在系衣服扣子。一眨眼功夫，白世维举枪射击，张敬尧后心中了两枪应声倒地，没有动弹。

王天木

一群人听到枪声赶了过来，白世维大喝一声：我杀的是大汉奸，为国除害！赶紧闪开！这群人还没反应过来，白世维已经飞身下楼，飞快跑到马路对面，钻进王天木已经发动的汽车，扬长而去。

当晚，报纸上就刊登出了一条最新消息：六国饭店常住客人常石谷遇刺身亡。不久，就有多家报纸跟进报道：被刺身亡的常住客人常石谷，真实身份就是前湖南督军张敬尧！